在社會混亂的歷史背景下，宛西各縣的地方精英包括內鄉（含今西峽縣）的別廷芳、鄧縣的寧洗古、淅川的陳重華與鎮平的彭禹廷，「內為良心所驅迫，外受民眾之請求」，挺身而出，憑藉民間自發的武裝從應付土匪開始撥亂求治。

1930年9月27日，他們齊集內鄉楊集舉行會議，成立「自治指導委員會」，制定了「十條公約」和「五不法則」，明確了自治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的目標。

1929年夏，彭禹廷得到了河南省當局的資助，在河南輝縣百泉開辦「河南村治學院」，與國內倡導「村治」的學者梁漱溟等人，同心合力、潛心研究改造社會的「治本之法」，從理論上來尋求一條根本變革中國社會、 根本救治民眾貧窮的方法。無論是「村治」 「自治」還是「鄉村建設」，「河南村治學院」的開辦，開了風氣之先。1930年秋天，彭禹廷從河南村治學院返回家鄉，這個時候，他已經有了一個經過潛心研究、比較完整的理論形態，這就是「三自主義」，「三自主義」就成為日後宛西自治的理論基礎。所謂三自，就是指自衛、自治、自富。

三自主義以地方自治學說和儒家為主體，並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教義。為了防止國民黨迫害，被迫與三民主義掛鈎，所以彭禹廷把他的「三自主義」稱作是孫中山「三民主義」和「地方自治學說」的「縮小」和「延伸」。彭禹廷把「三自主義」作為「三民主義」的縮小，是在理論上尋求一種自我保護，因為彭禹廷的自治活動沒有得到官方的授意和許可，而且宛西自治對當時的政權強烈地不信任，並且提出了宛西自治的「三不顧政策」。即不顧官廳、不顧法律、不顧手續，掃除一切自治活動的障礙。

1930年，正是國民政府推行「訓政」時期，宛西自治並不為當權者所不容，彭禹廷就把他的「三自主義」貼在了「三民主義」的標籤上，以此作為憑藉，來抵禦官方的攻擊和破壞，引起輿論的同情來保證宛西自治順利進行。彭禹廷把他的「三自主義」，納入「三民主義」的範疇，是一種策略性的考慮。

1930年9月，彭禹廷發起了宛西四縣民團聯防會議。彭禹廷召集鎮平、內鄉、淅川、鄧縣四縣的民團首領召開了個聯防會議，建立了四縣聯防辦事處，對民團進行統一的編制和序列，形成了一個通力合作、利害共享的區域性自衛同盟。然而這箇舊式的民團武裝，組織鬆懈、成員散漫、訓練落後，加上封建家族式的結構等特點，極大地限制了它的自衛能力的發揮，也很難成為民眾自願擁戴和支持的武力。為此，彭禹廷對舊式民團進行了全方位的根本改造。他按照瑞士義務兵役制的模式，對鎮平，還有後來宛西各縣的民團，依據「三自主義」進行了根本性的改造。

改造的民團在組織形式上具有更大的廣泛性，幾乎所有的民眾都被編入了民團，包括了常備民團、後備民團、保衛團。根據不同的年齡，編入到常備民團、後備民團和保衛團。把全縣合格的壯丁分期調訓，每期四個月，期滿解散回家，受訓期間為常備，期滿回家後為後備，最大限度地把民力吸納到地方自衛事業中，造成了一種「人人皆兵，莊莊皆營，土匪入境，寸步難行」的局面。這樣土匪進入以後，寸步難行。在民團的功能上，實行軍民合一政策。

金融方面，發展經濟需要金融支持，為了融資，再加上國民政府在1928年頒布的相關條例，命令各地推行鄉村自治。在金融政策方面，特彆強調發展合作經濟成立農民借貸所藉此來發展農村金融。在這種背景下，宛西四縣均設立了獨立的金融機構，印發流通紙幣。1927年內鄉縣在西峽口鎮建立金融流通合作社，以貸款扶持農工商業。1931年淅川縣建立了農民借貸所對商號和農民發放貸款，1936年又建立了地方信用社。1931年 ,鎮平在縣城和各主要集鎮，建立農民借貸所，其款項系從各方面籌措，向農民貸款。宛西各縣的金融機構相繼以不同形式印發了地方金融券「宛西自治」紙幣，強制在宛西流通，拒絕使用者會受到重罰。

稅費制度，整理契稅，確定商業稅收制度。1929年，別廷芳在內鄉縣城設立契稅管理局，並委派了局長，在全縣9個區各設一名徵收員，專門對從事買賣土地、房產者進行徵稅。這批收入，三成上交省方，七成留歸地方，增加了地方財政來源。

早期，宛西地區田賦混亂，百姓負擔不均，加之各區鄉保甲長層層附加和從中漁利。為改變這種狀況，進行了土地丈量，清理田賦，制定「稞石冊」。從1929年起，集中訓練了200個能寫會算的人分派到各地，各區選出土地陳報員，再進行訓練。由經過訓練的1000多人，對所有土地進行丈量，以戶為單位進行登記，寫清畝數和銀兩稞石數，並規定出土地等級，以等級定稞石，經過丈量。不僅改變了田賦混亂、負擔不均的現象，而且增加了政府收入。

宛西自治最終觸犯了土豪劣紳的利益，也影響了國民政府對地方的統治，1933年，「宛西自治」的領袖彭禹廷被土豪收買的侍衛殺害，自治事業受到嚴重的衝擊，1940年2月，別廷芳到洛陽開會，回到縣裡嘔血而亡，內鄉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南陽各縣共同為他立碑建祠，蔣介石、林森、馮玉祥、孫科、李宗仁等國民黨的高層送來了輓聯，別廷芳死後，宛西再也無人能與國民黨抗衡，民團基本被國民黨控制，至20世紀40年代初，宛西自治結束。

歷史影響：

宛西自治期間，由於相關措施的強力推行，宛西各縣出現了安定的局面，工農業和教育業得到發展。

教育方面，推行「三桿教育」即槍桿子、筆桿子和鋤杆子，使教育出來的學生既能夠習武，又能夠行文，又能夠務農。各縣學校林立，1933年宛西四縣聯合在內鄉建立宛西鄉村師範學校，彭禹廷被公推為校長。學校占地50餘畝，房屋近400間，聘請了羅卓如、王扶山、孫伏園等國內知名人士前來任教，並經常請山東鄒平，河北定縣的鄉建名家來講學，培養了大批自治人才。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由於宛西安定的局面，加上別廷芳積極為淪陷區學校提供校舍和經費，省內公私立學校後遷至內鄉的達20於所，僅鎮平一縣，設立中學，師範和小學274座。

工農方面，開辦工廠，促進農副業，基本上達到了自給自足，不用外貨的地步，尤其在內鄉縣境內，「綠樹成蔭，道路平坦，電線交錯」，在宛西境內治河改地，進行大型的水利設施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