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初是一個資產階級與知識份子為主組成的民族主義文化啟蒙團體，該會章程規定:「以助長台灣文化為目的」，1921年（大正十年）10月17日 下午一點起，於台北市大稻埕靜修女子學校 (今靜修女中) 舉行創立大會，由蔣渭水報告創立經過:「有關本會組織，曾訪川崎警務局長，依主旨書說明本會的主旨，他詢問：『雖然說只計劃提高文化，但多數會員中，是否有跟政治運動有關連的人呢?』於是回答說，絕對不涉及如此行為之後，才求得該局長的諒解。」，出席會議的人有1031名，以醫師、地主、公學校畢業生、留學回國的學生為主，另外也有農民、工人、商人、律師、士紳等人參與。隨後通過林獻堂為總理，楊吉臣為協理，蔣渭水為專務理事，並選出理事41名，評議員44名，會議於下午三點十分結束。

以《台灣民報》做為協會宣傳工具，在台北、新竹、台中、員林、台南等地設立十餘處讀報社。並四處舉辦演講，並成立文化書局、文化劇團，也舉辦各種有關歷史、法律、衛生等短期或長期的講習會，進行文化演講會、文化劇運動。除了邀請《台灣通史》作者連橫主講台灣歷史和漢文、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也曾主講西洋歷史外、身為醫生的蔣渭水也下場主講公共衛生。更有擔任律師或學有所長的會員主講法律和經濟學（如遠從哥倫比亞大學回來的陳炘）等。據統計，在1925年、1926年中的聽眾即達23萬人之多。本來文化協會還打算設文化義塾，以幫助家境貧困的小孩上學，不過申請時被駁了回來。另外自1924年起文化協會也趁暑假時舉辦名為「夏季學校」的夏令營。由身為總理的林獻堂熱心提供自家大宅院做為教室和宿舍。當時文協的專務理事蔡培火基於重視電影對大眾的教育功能，遂於1925年從東京購買社會教育影片十數卷，成立名叫「美台團」之機構，訓練青年志士專管機器、說明影片，並全台巡迴放映電影。林秋梧即是當中著名辯士。

在文化協會的活動中，最受重視的是演講會，其原因在於當時台灣文盲仍多，以文書宣傳效果不佳。1923年5月，會員黃呈聰、王敏川等以《台灣民報》社員名義自日返台，為推售台灣民報，在全島各地舉行巡迴演講，其講述的民族主義與對總督府施政的批判，引起台灣民眾很大的迴響，自此，文化協會開始頻繁於各地舉辦演講會。除此之外，文化協會內部也有人提倡以新戲作為文化運動的一個工作項目，1925年7月，台中州首次組成劇團組織，緊接著台中州南投郡草屯莊的炎峰青年會也組織一團，1926年11月，新竹街的文化協會支部也成立了新光劇團。這些演劇的腳本多半以諷刺性的方式譴責社會制度、鼓吹民族意識，這種宣傳方式也得到不錯的效果。

台灣文化協會雖然不被允許從事政治活動，但自成立之初即成為島內外各社會運動的母體，文化協會成員以個人名義加入或指導各類組織與事件。1920年底開始進行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因為是在日本帝國憲法內所規範的合法政治活動，且有內地（日本）眾議員的支持，被蔣渭水諭為台灣人唯一的活路，自請願開始，即由文化協會成員於背後運作，這項請願運動對台灣總督府的權力提出了最根本的挑戰，因此也成為總督府的眼中釘。

留日學生在東京結社支持島內的文化協會，並將在東京接受的各項思想運動注入文化協會，受到這些思想影響最大者為台灣青年，留學日本、支那(中國)的學生大量增加，並提升了對於民族、社會問題的關心。加上文化協會成立之初因為蔣渭水、蔡培火的影響，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及台北師範學校的學生大量加入，更增加了文化協會對青年的影響。對於各地的青年運動，文化協會更提出指導，不但時常與島外留學生連絡合作，並且在島內也對青年團體的成立給予援助。

文協成立以來，是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統一戰線，隨著留學日本、中國的學生大量增加，這些留學生在海外接受當時世界社會主義思想潮流並帶回台灣，對文協產生了很大影響，使文協在民族主義之外，又添增了社會主義的色彩。當時台灣的社會主義思想主要受下列四股勢力的影響：

日本共產主義－山川均主義

日本共產主義－福本主義

中國國民黨－三民主義

中國共產黨－列寧主義

文協中重要幹部連溫卿屬山川均主義、王敏川屬福本主義、蔣渭水受三民主義的影響最大，另有上大派相關幹部翁澤生、蔡孝乾等則是中共黨員。左派勢力一直希望文協能對社會運動提供更直接的支援，甚至成立政黨爭取權益，但是，林獻堂、蔡培火等右派仍希望維持文協創會會旨所提倡的以文化活動為主以啟蒙台灣人思想。雙方的衝突到了1926年已勢同水火，雙方分別在台灣各地的辯論大會或演說會中提出各項運動路線的論述，將雙方的衝突推向分裂。

1927年1月3日在台中公會堂舉行的臨時大會，左右兩派人馬正式對決，左派人馬勝出，連溫卿、王敏川成為新的領導人，蔣渭水此時思想已左傾，但因為與連溫卿仍有一些意見上的分岐，遂與右派人馬一起退出文協，另組台灣民眾黨，文協第一次分裂。分裂後的文協 (又稱新文協) 為了確保自己的正當性，更積極的在各地辦理演講會，其激烈的言論使聽講的群眾參與規模超越舊文協，也因為言論激烈，屢遭日警制止。除此之外，新文協以發展工農群眾 運動為目標，更積極介入政治社會運動，支援台灣農民組合的抗爭，並發展工人運動。1927年3月，連溫卿協助成立「台北機械工會」，開啟了一波台灣工人運動。

台灣左派勢力的消長，深受國際共產主義路線之爭的影響，1927年蘇聯第三國際裁決，支持福本主義，山川均失勢，埋下了連溫卿下台的種子。因為新文協積極介入農民與勞工的抗爭，引起總督府強力打壓，許多幹部入獄，蔡孝乾、翁澤生、蔡火旺、王萬得等中共黨員則遠避中國，再加上台灣民眾黨的競爭，新文協會員大量流失。組織發展不順及山川均思想的失勢，終於導致新文協於1929/11月舉辦的第三次全島大會中在上大派主導下開除連溫卿會籍，改由王敏川領導，此後文協成了台灣共產黨的外圍組織。

1929/2/12 台灣農民組合大檢舉，逮捕59人(8人被釋放)，農民組合成了非法組織，激進成員只能潛行於地下進行活動，有效瓦解了台灣農民組合; 1931/2/18 台灣民眾黨被禁止; 同年對台共展開大搜捕，該年9月於羅東逮捕台共最後一位領導者蘇新後，台灣共產黨瓦解; 文化協會重要幹部此時也多被逮捕，組織瓦解。

歷史影響：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後，以從事文化啟蒙運動為主，希望醫治台灣人「知識的營養不良症」，透過發行閱刊，設置閱報處，舉辦各種演講會、電影欣賞會，戲劇活動，以宣揚民族問題及介紹自由民主、世界思潮等新知，以期促進民眾的政治覺醒，同時也宣導改善風俗，如吸食鴉片、迷信及鋪張浪費的建醮酬神、婚葬等社會陋習。

文化啟蒙與民族運動矢內原忠雄在其名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對「台灣文化協會」如此評價：「是自助的啟蒙的文化運動，目的在謀台灣人的社會解放與文化提高，平時的工作，則在各地召開講演會。文化協會很久成為唯一而且全部台灣人民族運動的團體。」

葉榮鐘在其〈台灣民族運動史〉一文，對於「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青年》」的角色與作用，他說：「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青年》雜誌是台灣非武力抗日民族運動的三大主力。若用戰爭的形式來譬喻，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外交攻勢，《台灣青年》雜誌(包含以後的《台灣》雜誌，《台灣民報》以至於月刊《台灣新民報》是宣傳戰，而文化協會則是短兵相接的陣地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