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20日，中華共和國成立，並改民國22年為中華共和國元年。據當時的報紙報導，福州全城幾乎萬人空巷，街道各商店均因與會停業閉門，各處牆壁上遍貼「打倒蔣介石」、「打倒南京賣國政府」、「打倒國民黨」、「打倒藍衣社」、「實行工農解放」等種種標語。

上午9時40分左右，「中國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在福州城南公共體育場（南校場，即今天的五一廣場）正式召開，四架飛機低空盤旋於廣場上空。福州公安局長丘國珍宣布大會開幕，大會主席團主席為第三黨中央的黃琪翔，參加者包括了福建省政府機關、體、學生、農民和十九路軍駐福州部隊、各省市和華僑等各界代表，與會人數達到十萬人。其中各省代表來自廣東、廣西、福建、湖南、湖北、江蘇、浙江、河北、北平、四川、江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新疆、西康、雲南、貴州、黑龍江、吉林、遼寧、察綏等24個省市，薩鎮冰也作為特邀代表出席。

各代表相繼作了限時十分鐘的簡短而激昂的演說，主旨在反對蔣介石與中國國民黨、建立人民革命政府、保障人民權利、實行工農解放。演說完畢後，提出議案，發表人民權利宣言。大會定國旗為上紅下藍中嵌黃五角星，全場民眾一致舉手通過，國旗便立即升於廣場旗杆之上。晚上8點，大會決議正式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推李濟琛、陳銘樞、陳友仁、蔣光鼐、蔡廷鍇、戴戟、黃琪翔、徐謙、方振武、李章達、何公敢等十一人為政府委員，並宣布最高權力機構為農工商學兵代表大會。

11月22日上午9時，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正式宣布成立，並在福建省政府禮堂舉行主席和委員就職典禮，以李濟深為主席，陳友仁為外交部長，蔣光鼐為財政部長，李濟深兼軍事委員會主席，何公敢為福建省長，黃琪翔為經濟委員會主席兼參謀團主任，19路軍改組為人民革命軍，蔡廷鍇任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改年號為「中華共和國」，以1933年為中華共和國元年。廢除青天白日紅旗，更改國旗為上紅下藍，中嵌黃色五角星，紅色代表工人、藍色代表農民、黃色代表正大光明、五角星則代表生產人民的大聯合，當日福州市內街道商店民居等遍掛中華共和國國旗。

同時李濟深、陳銘樞、蔡廷揩、蔣光鼐、李章達等聯名脫離中國國民黨。隨後，黃琪翔等宣布解散第三黨、組建生產人民黨，由陳銘樞任生產人民黨總書記，十九路軍中高級軍官集體加人了該黨，使該黨控制了中華共和國政府實權。後來又將中華共和國分為二市四省，即福州市、廈門市、閩海省、興泉省、延建省、龍汀省。

中華共和國成立後，在土改方面推行土地國有和耕者有其田、計口授田的非暴力土地政策，試圖改變農民生存狀態，減輕農村貧困與不安定狀態。但由於軍費開支激增，新政府開始提高稅收，改善財政，使商界和許多居民不滿。

閩變成立的中華共和國引發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強烈反應，南京方面嚴厲譴責該政權為投共叛國，並永久開除多名中華共和國政府高級官員的中國國民黨黨籍，由蔣組織軍事力量準備對其進行鎮壓。

另一方面，各省實權人物或持觀望態度，或持譴責態度，沒有人實際支持中華共和國。中國共產黨方面由於博古等左傾派系人物意見占優，也沒有同中華共和國真誠合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後來甚至發表聲明，指福建政府是「非人民的，仍是不革命的」，並指「一切想在革命與反革命中間取第三條路者，必然失敗」。部分華僑同情新政府，但也有華僑嚴重反對甚至威脅斷絕與福建經濟往來。國際方面也多不干涉。

福建事變第二日，蔣中正就開始組織軍事行動準備鎮壓。他任「討逆軍」總司令，迅速從圍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前線抽調九個師入閩。11月底，南京國民政府空軍開始空襲福建。12月，由蔣鼎文率第2路軍、張治中率第4路軍、衛立煌率第5路軍，共約15萬人，從贛東、浙南分三路入閩，計劃對延平、古田等地形成包圍態勢；海軍方面，由李文斌率領艦隊由海上封鎖福州、廈門；空軍方面則派飛機集中於於浙南、閩北進行偵察、轟炸，以配合陸軍。蔣則進入閩北，親臨建甌指揮軍事行動。此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方面，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曾建議紅軍乘此時機主動出擊，打亂國民政府軍事部署，粉碎圍剿，但被中共中央軍委的博古、李德等斥為冒險主義而駁回。

12月中旬，中華共和國召開軍事會議商討對策。蔡廷鍇主張先消滅閩北劉和鼎的雜牌部隊，再分頭應計西面和北面的國軍；蔣光鼐則建議從閩東乘虛進攻浙東，或主力撤往閩西南，背靠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進行堅守戰。但中華共和國的文官首腦陳銘樞、李濟深、黃琪翔等竭力主張力保首都福州，以免首都失陷動搖軍心。蔡廷鍇、蔣光鼐只得服從，將原駐紮閩西、閩北的部隊撤往福州方向，由第五軍守衛福建外圍重鎮古田、延平、水口，以保福州外圍；第一、二、三軍分別駐防福州的西部、西北、北部，並抽調部分兵力分守馬尾和沿海。第四軍則作為總預備隊。這一策略放棄了閩西、閩北，使得中華共和國大片領土不戰而失，且中華蘇維埃政權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將主力從東線調至西線，使得國軍順利通過原本由紅軍占據的閩北一帶，國民政府三路大軍以「品」字形向古田、延平、水口推進。

1934年1月3日，國軍到達古田和延平，並同中華共和國守軍發生戰鬥，戰至1月5日，雙方呈膠著狀況。此時，陳銘樞、李濟深又在蔡廷鍇不在的情況下改變部署，將主力調往古田、延平、水口固守，蔡廷鍇得知以後不得不從命，派第一軍與第二軍的一部開赴古田，第二軍與第三軍一部進發延平，第四軍作為後備隨總指揮部前往白沙鎮。

此時前線戰局突變，延平主陣地九峰山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軍第五軍司徒非師遭到中華民國空軍和砲兵的猛烈轟炸，工事幾乎全毀，傷亡慘重，最終在1月8日18時投降，國軍遂占領延平。

鎮守水口的第五軍軍長譚啟秀率兩個團背水迎戰蔣鼎文的第三路軍，經過一晝夜激戰終於在1月7日失守，譚啟秀乘木筏逃出。1月9日，蔡廷鍇在福州力排陳銘樞等人死守福州的方案，率領主力南撤，蔣中正隨即下令猛攻古田，1月11日，古田的第五軍趙一肩的第十五師隨即被張治中勸降，國軍占領古田，通往首都福州的大門洞開。

1月13日，中華共和國政府首腦人物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黃琪翔乘飛機離開首都福州先到泉州，中華共和國實際上宣告結束。1月15日早晨，蔡廷鍇率最後一批軍隊離開福州，此時福州城中尚有「歡送十九路軍」、「十九路軍雖敗猶榮」的送別標語。1月16日，國民政府隸屬之國民革命軍平復福州。

南撤的中華共和國軍隊主力於1月13日搶渡烏龍江，1月15日全軍過江。原本蔣中正派中華民國海軍部部長陳紹寬率海軍對中華共和國的渡江部隊進行攔截，但當時留在福州、傾向於中華共和國一方的海軍元老薩鎮冰憑藉其在海軍界的聲望和人際關係，勸陳紹寬暗中留情，於是陳紹寬部的海軍在閩江僅僅向天鳴炮而佯裝進攻，給19路軍足夠時間渡江逃逸。

19路軍主力南下後，留守仙遊的19軍第3師迎擊自永泰進逼的國民革命軍第83師，保障主力順利南撤，而19路軍第49師又在莆田北面阻擊了尾追的國軍第36師。1月19日，雙方在惠安塗嶺發生激戰，至1月20日，中華共和國軍隊迂迴到沿海，當夜全部通過塗嶺。1月21日，進入晉江以南地區。同日，第二軍軍長毛維壽與第一軍軍長沈光漢還有區壽年、張炎等將領聯名通電投降南京國民政府，此前，廈門的黃強已宣布投降。蔡廷鍇等只好決定從漳州向閩西方向撤退，1月中旬以後，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黃琪翔、何公敢、徐名鴻等中華共和國高級官員相繼到達龍巖，此時他們只有殘軍4000多人。最終，蔡廷鍇接受了餘部被廣東陳濟棠收編的提議，而自己同李濟深等逃往香港。

歷史影響：

中華共和國實際僅存在53天，它在政治綱領上宣揚反帝、反封建，是國民黨內反蔣勢力與蔣中正矛盾激化的產物。在一定程度上，還影響日後的西安事變，進一步促成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多種論文、檔案資料等都提及中華共和國獲得福建許多民眾的支持，但也有學者指出許多學生並無太大熱情參與支持中華共和國的政治運動。而中國各方對中華共和國的旁觀或打壓的態度也造成中華共和國面對強大的中華民國孤軍奮戰最終失敗的結果。

中國共產黨方面多認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有一定的進步性、革命性，打擊了中國國民黨右派，對停止內戰、團結抗戰力量起到積極作用，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發布的政綱僅停留在口頭文字宣傳上，沒有真正做到反帝反封建。

中國共產黨未及時派兵，事後指責福建政府是「非人民的，仍是不革命的」。此事影響毛澤東職務被拔除。中國共產黨的彭德懷就認為中華共和國政權產生於中國國民黨內抗日派和親日派矛盾鬥爭的表面化，在階級鬥爭上乃是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反對蔣所代表的買辦地主階級。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博古等人更是將中華共和國當作反動政府，認為其與南京政府的矛盾乃是統治階級的內訌。而中華共和國的成立和與南京中央政府的戰爭客觀上幫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解除了南京國民政府的第五次圍剿。

中國國民黨方面則將中華共和國政權斥為叛國的偽政權，認為它勾結共產黨，背叛國家，罪惡甚重，該政權的諸多參與者也遭到了永久開除國民黨黨籍的處分。

學者辛灝年則將中華共和國政權的成立歸因於中共策劃，並認為其給當時內憂外患的中國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