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前任德國參謀總長魯登道夫之舊部鮑爾上校應邀到中國，被聘為顧問團長，顧問40餘人，曾參預1929年國民政府對桂系之戰。鮑爾的努力並非完全成功，許多德國工業企業對於中國不穩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慮，另外鮑爾本身曾參與1920年的卡普政變而被放逐。除此以外，《凡爾賽條約》規定德國不能直接對軍工企業投資也是極大的限制。鮑爾後來再次回到中國，但七個月後罹患天花而去世，葬於上海市。

鮑爾不久病卒，由喬治·魏澤爾（佛采爾）將軍繼任顧問團團長，曾參預國民政府在對閻錫山、馮玉祥之戰，此後顧問團工作益為展開。

第3任總顧問為漢斯·馮·塞克特上將，來華期間1934年5月～1935年3月，他被譽為德意志國防軍之父，雖然來華不到一年，但在他任內仍奠定了不少國軍現代化的基礎，如倡議建立德械化的教導總隊等，但因健康因素，在推薦法肯豪森作為他的下任顧問後離華，並於隔年過世。

第4任同時也是最後一任總顧問為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上將，來華期間為1935年03月～1938年7月，他趕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加速進行了中央軍的德械化，並在抗日戰爭初期大力協助蔣中正在對日戰略、戰術上的部署，他所留下的戰略部署如影響在離華後仍持續發生作用。

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成為蔣中正的總顧問後，負責絕大部分軍事訓練計劃以及中國的防線設計。馮·塞克特的原本計劃是將整個軍隊大幅縮減為60個師，僅留下經過德國教範訓練並配發良好裝備的部隊。但實際執行起來存在許多問題，例如哪些派系的部隊要先被裁減等。

總體而言，由黃埔軍校（1927年結束）與陸軍大學訓練出來的軍官團僅僅比軍閥的軍官好一點，不過這些軍官由於對蔣中正的完全忠誠而被認為是有價值的。1934年起，德國顧問團協助國軍創建3個「示範師」，組建10個炮兵營，並組建工兵、汽車、高射炮、海岸要塞、電信、炮兵航空觀測機隊等專業化部隊。

在國民政府努力下，約4萬人接受了德國教官之訓練並率先改變部隊編制，編成了教導總隊、87、88、36師四個部隊，也就是俗稱的德械師（另外有四萬人左右之部隊也採用了德國武裝訓練，不過那是隸屬於財政部之稅警總團而並非真正屬於蔣中正控制的武裝力量）。到1937年抗戰開始前，德軍顧問團為國民政府整編之精銳部隊接近30萬人。這些部隊被視作是蔣中正委員長軍隊中的精華。這些部隊也許部分地增強了七七事變後蔣中正進行全面抗戰的決心，但事實證明中國還未準備好與日本在同一個水平上交鋒。德軍顧問參與中國軍隊對日作戰之軍事部署與指揮工作；「八一三淞會戰」時，有大約70名德軍顧問直接參與指揮國軍各級部隊。

在上海到南京之淞滬戰場上，儘管蔣介石將所有德式訓練之中央軍精銳全部投入戰鬥，卻仍遭慘敗；中國軍隊總體傷亡30多萬人，其中德國整編之30萬部隊就損失10萬到18萬人，失去1萬名低級軍官，從此基本喪失獨立作戰能力。蔣中正不顧他的幕僚和法肯豪森本人的反對，將這些德械精銳師投入到淞滬戰役以及南京保衛戰中。經過幾場初期戰役後，這些經過多年訓練的精銳部隊損失了二分之一以上。德國顧問團訓練近10年之部隊，在3個月內就損失大半。

馮·法肯豪森建議蔣中正與日本人打一場消耗戰，他通過計算認為日本無望取得一場長期戰爭，他建議蔣中正應該守住黃河一線，但不應在戰爭的初期和中期向北出擊，同時應該放棄一些北方省份，包括山東，但撤退應該是緩慢的，日本將會為他們的每一步付出代價。法爾肯豪森同時建議在礦山、海岸和江河地區等處建設一些防禦設施。其他的建議還有在敵後組織一些游擊隊活動。這些行動有助於削弱日本的軍事優勢。

馮·法肯豪森同時認為國民革命軍將難以在抗戰中期待裝甲部隊和重炮的全面支援。中國工業才剛剛開始現代化，這要花上一段時間讓中國軍隊的裝備水平達到德意志國防軍的風格。因此他強調培養部隊基於輕武器的機動化，多多運用突擊步兵滲透戰術，類似於德國在一戰末期奧斯卡·馮·胡蒂爾創立的突擊群戰術，原本用意在打破塹壕戰的僵局。

德國的軍事援助並不僅限於人員的訓練和組織，同時包括實質裝備。以馮·塞克特的看法當時中國大約百分之八十的軍工生產落後於時代或並不適用於現代戰爭。因此規劃對國民政府控制的兵工廠進行擴建升級以及設立新廠，並在德國技術協助下生產1930年代水準的武器。

在德國顧問幫助下，湖北漢陽兵工廠1935年初生產出仿造德國「毛瑟」槍（1924年式短管步槍）之98型中正式步槍，南京兵工廠開始生產中國式「馬克沁」式機關槍，河南鞏縣兵工廠（在1935至1936年間現代化改造）開始生產德國人設計之迫擊砲。中正式和漢陽88式步槍在整個戰爭中都是國民革命軍的主要步兵武器。在德國顧問團軍械專家指導下，鞏縣還建造一座工廠生產防毒面具。計劃中還有建設芥子毒氣生產的工廠，但最終計劃中止。

1938年5月，在湖南的幾個兵工廠已經能夠生產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砲彈，在1936年下半年一個生產軍事光學裝備的工廠在南京完工。在德國的支援下設立了一些研究所，例如兵工署在I.G.法本公司指導下建立的理化研究所。這些研究所大多由曾留學德國的工程人員負責。

歷史影響：

總體來說，在抗日戰爭爆發後的初期階段，德國軍事顧問團帶來的軍事現代化建設成果得到了檢驗。儘管日本最終佔領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但是由於中國的軍事力量已經得到加強，因此這場戰役持續了幾個月的時間，並給日本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除此以外，國民革命軍能在不斷推進的日軍面前進行有效抵抗的事實鼓舞了中國的民心和士氣。且中國軍隊的有效抵抗也給向內地的四川等省份拆運工廠和機械設備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

儘管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屬於軸心國，與同盟國的中國成為敵對關係，但由於此前中德的合作密切，國民政府與德方仍保持良好關係。

雖然1949年後國民政府遷台，但國防部仍推出「明德專案」，由戰後西德協助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國軍訓練軍官，成立所謂「明德專案連絡人室」簡稱「明德小組」，成立於民國五十二年（1963年）7月2日，於民國六十四年（1975年）12月31日解散，共歷時12年半。

當時在臺已有美軍顧問團及白團兩個外國顧問團，明德專案與白團一樣是屬於非公開的秘密顧問團，主要貢獻於對軍官之教育，首任顧問為曾歷經兩次大戰，又參與過西德聯邦國防軍建軍的孟澤爾少將。後來又歷經若爾丹（Paul Jordan）和考夫曼（Kurt Kauffmann）兩任顧問。臺灣方面的主要聯絡人則為曾留學德國的蔣緯國中將。在明德專案外，另有派軍官赴德培訓的「培德案」，前後合計共培訓了25位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