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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租界
時間
1860年12月 ~ 1945年12月
地點
天津
相關人物
卜魯斯、奕訢、李鴻章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背景
過程
期刊
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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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簡介：
天津租界，是1860年至1945年期間，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意大利、俄國、日本、奧匈帝國和比利時等國通過簽訂條約和協議在中國天津老城東南部區域相繼設立的擁有行政自治權和治外法權的租借地。1860年，英國首先在天津設立租界，最高峰時有9個國家在天津設立租界。同時，天津也是中國最早收回租界的城市之一。1945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對日戰爭勝利後，正式收回天津的最後兩個租界，標誌着天津租界歷史的結束。
天津租界是西洋文化和中國傳統及地域文化承載體，是天津多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曾作為中國近代歷史上北方最為繁華的「徽輔首邑」，見證了天津近代的繁榮和輝煌。天津租界中具有各國風格樣式的建築在中國接收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留，使得天津老城部分區域至今依舊保留着百年前的風格。
事件背景：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後期，英法聯軍攻占天津，兵臨北京城下。1860年10月24日，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了《北京條約》作為《天津條約》開闢通商口岸等的續增條約。條約第四款規定：「續增條約畫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貿易，均照經准各條所開各口章程，比例劃一無別。」在這一城下之盟中，天津被增列為通商口岸，該條約雖未規定設立租界，但成為日後英國在天津強劃租界的依據。
1860年12月4日，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向恭親王奕訢遞交照會，寫道「意將津地一區，代國永租」，作為領事官署和商民的住房及棧房之用。隨後，他又照會直隸總督恆福，轉飭天津地方官府，要求在天津劃出英租界。12月17日，清政府允許了英國公使卜魯斯設立英租界的要求，列強在天津設立的第一個租界—天津英租界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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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過程：
1861年春天，法國參贊哥士耆趕往天津實地勘察界定天津法租界的界址。6月2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與其訂立《天津紫竹林法國租地條款》。天津法租界位於天津城南的紫竹林一帶，南接英租界，西近海大道，東和北兩面傍海河，面積為439畝。
清政府為了顯示不歧視美國駐天津領事，在1862年或稍後，也有意讓美國在天津建立一個專管租界，發給美國領事一份租契。然而，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極力反對租界制度，且當時來華美國商人屈指可數，因此美國在若干年後才對該地作了短暫的行政管理。
1895年，原先在中國尚未辟有租界的德國也開始動作。在遼東半島尚未交還中國之時，德國駐華公使紳珂根據本國政府的指令，向總理衙門提交照會，要求在天津開闢專管租界，以擴展德國在當地的商務。同時，德國外交大臣也向中國駐德國公使許景澄提交「租界節略」，其中聲稱，「中國通商口岸之友英國租界，或間有法國租界，已多年矣」。「在中國之德商，因無本國租界，未免散居在他國租界內，幾作英法寓客，所以德國商務相涉諸人，日夕盼自有本國租界也」。因此，德國「應在相宜口岸商劃租界」。[6]清政府隨即迅速同意了德國劃分租界的要求。在天津，由直隸總督王文韶飭派的天津道任之驊和海關道李岷琛與德國駐天津領事司艮德於同年10月30日簽訂《天津租界合同》（《天津條約港租界協定》）。根據合同規定，天津德租界東臨海河，北接原來的美租界，西至大沽路東，南接小劉莊，面積為1034畝。
1900年6月，大批俄軍進入天津地區，在紫竹林租界內與義和團及清軍激戰。6月17日起，俄軍、義和團與清軍為爭奪海河北岸的天津老龍頭火車站而的血戰升級。在持續數十天的戰鬥中，俄國兵死傷慘重。7月下旬，八國聯軍占領天津後，俄軍就搶占包括老龍頭火車站在內與紫竹林租界隔海河相望的大片土地。接著俄國軍隊曾在天津車站附近抵抗義和團及中國軍隊的攻擊，保衛了外國的租界，並因而作出了犧牲。因此，俄國政府對海河對岸老龍頭火車站以及向海河下游越兩英里的一片土地保留絕對的主權。此事，趕到北京來與列強議和的李鴻章正在繼續推行聯絡俄國的方針。在格爾思正式提出開闢天津俄租界的要求後，李鴻章就奏請朝廷允許俄國的要求：「臣查各國在天津均有租界，俄商獨無，論理本覺偏枯。今既來就範圍，以禮乞請，自應允許，使彼心向我益堅」。
1906年10月19日，總署大臣敬信等便與林董訂立《公立文憑》4款。其中第一款規定，在中國添設的通商口岸中，「專為日本商民妥定租界，其管理道路以及稽查地面之權，專屬該國領事」第3款，日本允許中國酌量向機器製造的貨物抽稅，以換取中國允許日本在天津等處設立專管租界。
歷史影響：
天津租界開闢之後，西方文化對天津各個方面的影響不斷滲透。租界的建設對天津的城市建設起到了促進和示範的作用。天津租界除了影響天津城市風貌的改變之外，租界文化還通過與教會有關的教育、報刊雜誌等影響著天津人的文化生活。由租界教會創辦的學校、醫院、報刊和雜誌，代表著不同國籍、不同政治利益，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文化殖民。但是它們同時又代表著不同的文化，呈現出多元性、多樣性的特點，客觀上促進了天津文化的多元融合與發展，在近代天津邁向現代大都會的初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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