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麟的工作，博得了群眾的熱烈擁護和贊揚，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威信日益提高，李兆麟也就成了國民黨打擊的目標。軍統特務頭子張渤生被蘇軍逮捕後，國民黨認為是李兆鱗所為，更加懷恨在心。

為暗殺李兆麟，軍統局濱江組曾謀劃過幾個行動方案，但都沒有成功。此事開始由濱江組組長張渤生直接領導，張渤生被捕後，由該組織骨幹何士英、閻鐘章領導並具體執行。何土英總結幾次失敗的教訓，提出使用與李兆麟能接觸的人，把李兆麟引到一定地點再進行動手。他們認為孫格玲最為合適。

孫格玲是市政府女職員，中俄混血兒，會講俄語，早就在工作中與李兆麟有過接觸，而孫格玲也接受了任務。何給孫的第一個指示是偽裝進步，在不引人生疑的範圍內與李接近，又說：“你的任務就是把李兆麟引到一定的地點。”孫表示願意執行這個任務。

為了不引起注意，濱江組決定使用毒藥。何士英動用了潛伏在醫務界的高喜元、閻力為，通過南崗百靈制藥廠的杜忠忱購買了500克氫化物，研細裝入小瓶，他們唯恐投毒不成，又雇傭了土匪准備用刀行刺。

1946年2月，何士英派閻鐘章收買了土匪高慶三、孟慶雲，談妥事成後每人給20萬元賞錢。2月9日，市府禮堂有一個大型集會，與會者擬邀請中蘇友好協會會長、蘇聯軍官等多方面人士參加。孫格玲被指派為招待人員。在會上，孫表示了對李兆麟的敬仰，李兆麟亦表示說：“有時間到友協去談談”。

2月中旬，孫格玲去友協見到了李兆麟，講了她不滿意市政府人員們的腐敗作風，要求學習，並答應給李兆麟做情報工作。走時，邀請李兆麟有時間到她家裡做客。

濱江組原計劃讓孫格玲在紀念“三八”婦女節大會上邀請李兆麟到水道街9號孫格玲家去。何士英按原定殺害李兆麟的計劃，命閻鐘章將所有人集合於劉文升家，進行活動分工後，命馬建胤、劉希賢、閻力為、劉明晨、李中士等在水道街9號附近武裝警戒，何與劉文升、閻鐘章、高慶三、孟慶雲一同來到水道街9號孫家。

劉文升負責將毒藥放入暖壺裡，閻鐘章、高慶三、孟慶雲藏在廚房，他們計劃李兆麟如帶警衛員來，先讓到小屋以喝茶毒殺，如不成動起手來，則用槍打死。一切佈置就緒後，何士英、劉文升即離去，臨走時將門倒鎖上，一直等到下午，也未見人來。午後何士英接到孫格玲報告說：“李兆麟有事，改約在9日下午。”何士英才向大家宣佈：“今天算是演習，明日正式行動”。

3月9日上午9時許，閻鐘章又將人員集合起來如前佈置，並命人刺殺後要將李兆麟屍體肢解，用馬車運離現場。為防止行動時，李兆麟的警衛員在室內開槍自衛，鄰近國民黨駐軍聽到槍聲發生誤會，由劉希賢與國民黨駐軍藺連長進行聯絡，告訴藺連長聽到水道街9號樓上槍聲勿管。

3月9日，李兆麟當天下午l點左右參加市委會，會議開到2點多鐘，他乘汽車回中蘇友協。汽車行至《哈爾濱日報》社附近出了故障，李兆麟讓警衛員李桂林幫助司機修車，自己步行回中蘇友協，中途遇見唐景陽的馬車，便乘唐的馬車回中蘇友協。到友協後，李兆麟隨手在辦公室日歷牌上寫了“9日去約會”5字，並對秘書於凱說：“我到水道街9號去—趟，一會兒就回來，等李桂林回來時，讓他去接我。”

下午4時左右，李兆麟來到水道街9號，孫格玲給李倒了一杯毒茶，李兆麟飲茶後暈倒。這時，閻鐘章、高慶三、孟慶雲聽到孫格玲的信號，便從廚房竄入內室，高慶三用匕首向李兆麟胸部連刺7刀，將他刺死。李兆麟慘遭殺害後，兇手們心中驚惶，未敢按原計劃肢解屍體，匆忙將門倒鎖，狼狽逃走。

下午4點多鐘，李桂林到水道街9號後未接到李兆麟。於凱、李桂林又同去水道街9號，仍未找到，此時已至夜間，大家均感到事情嚴重，遂報告市委和蘇軍司令部。晚11點，蘇軍派兵包圍了水道街9號並進行搜查，亦沒找到人。

第二天，何士英、孫格玲、劉明晨、劉文升都集合在巴拉斯旅館劉文升家中，何士英派劉文升到警察局向局長余秀豪報告了事情的經過，余秀豪指示他們：“要停止活動，潛伏隱藏，如有暴露，設法逃跑。如被逮捕，要自殺保密”。眾人根據余秀豪的部署，分別潛匿起來。

3月10日，在市警察局擔任督察的共黨幹部馬亮率領偵緝隊員，再次搜查水道街9號住戶，在2樓發現了一個不像住人樣子的空屋子，馬亮覺得可疑，便從門旁的窗子進去，發現床下用大衣蓋著一具屍體，經辨認是李兆麟，當即命人看守現場並檢驗了屍體。另外，在現場發現一黑皮小日記本，從內容可以斷定日記本的主人是濱江組；還在屋內的煤堆中發現了刺殺的兇器以及留有氫化物的茶碗碎片等。

李兆麟被害的消息傳出後，各地團體和人民群眾紛紛舉行集會，強烈呼籲國民黨當局嚴懲兇手。

余秀豪在廣大群眾和駐哈蘇軍的壓力下，不得不答應組織力量捉拿兇手進行破案。但是，他一方面假意指揮偵緝人員抓捕兇手，另一方面則拖延時間掩護特務潛逃。

首先是保護孫格玲；3月11日，余秀豪派人把孫格玲叫到警察局談話，名為審查，實際上是保護過關。與此同時，何士英通過劉明晨把孫格玲找到劉文升家，給了孫一包錢，告訴她說：“你現在要繼續上班，以避疑惑。”孫格玲按照指示，上了幾天班即辭職離去，先在市內隱匿一個時期，於1946年7月逃往國軍佔領區。

閻鐘章藏於道外呂文亮處，於1946年4月逃往長春；何士英和劉文升隱匿在民主飯店張毅民處，在張毅民的掩護下，在鐵路上開了証明，劉、何二人以此為掩護，於4月乘火車逃往長春；高喜元、南守善、孫海鏡、閻力為、劉明晨等在哈潛匿一個時期也相繼逃往長春、瀋陽等地。

當時風傳罪犯中有一個二毛子女人，余秀豪為了應付局面，掩蓋罪行，將一名叫顧榮鈞的（中俄混血）婦女逮捕，交給蘇軍，充當罪犯，結果經蘇軍審查否定而釋放。

3月24日，哈市人民為李兆麟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和安葬儀式。

歷史影響：

李兆麟遺體安葬在哈爾濱市道里公園，公園改名為兆麟公園，並樹起一座紀念碑，上面刻有「民族英雄李兆麟將軍之墓」，由其戰友馮仲雲撰寫碑文。

20世紀1990年代初，金日成在回憶錄《與世紀同行》中，寫道：

「國際聯軍時期的政工幹部張壽籛也是我親密的中國戰友之一，在北滿的時候，他是第三路軍軍長，他還有個名字叫李兆麟。他和馮仲雲是莫逆之交，和金策也是肝膽相照的摯友。他品質優秀，謙虛和忘我精神是他特異的品質，也許是這個緣故，我們一見面就成了摯友。有好事讓給別人，有困難自身獨攬，他的這種品質，使我對他產生了濃厚的感情。共產國際保存的游擊隊指揮員鑑定文件中稱讚他是優秀的組織者，是英勇無畏、精力充沛、富有創造性的游擊隊指揮員。他在抗日戰爭時期創作的《露營之歌》，在北滿游擊隊員中廣為流行。抗戰勝利後，張壽籛身負中共松江地區委員會的書記、松江省副省長等重任，積極工作，不幸在哈爾濱被國民黨特務暗殺」。

（資料來源，參考：維基百科、人民網、文史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