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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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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家廢婚
去家廢婚
時間
1902 ~ 1920
地點
上海、北京
相關人物
康有爲、譚嗣同、
梁啟超
、師復、
江亢虎
、
張繼
、
劉師培
、何震、
李石曾
、
張靜江
資料來源：必應搜索
背景
過程
期刊
專書
照片
其它
簡介：
五四時期，關於「廢除婚制」，許多文人明確地表白了自己的態度，並對一些具體問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論辯，這場論戰的歷史意義是不能忽視的。
1920年春夏之際，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開闢了「廢除婚姻制度」的討論專欄，進而掀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廢婚」大論戰，前後有二十餘人參與，「廢婚派」和「反廢婚派」通過「講演」「通信」「評論」方式撰文五十餘篇，百無禁忌、暢快淋漓地表達各自的感想、觀念與主張，通過雙方的反復論爭，人們對於「廢婚」問題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和深遠的理解。
背景：
傳統中國社會以父系家族爲基礎，然而晚清受西力衝擊，有識之士極思變法圖強，傳統宗法社會中的家族制度，成爲省思議題之一，有論者主張改良大家族制、代之以小家庭制，甚至有論者主張根本廢除家庭和婚姻制度。在無政府主義傳入中國以前，儒學激進主義者說提出了「去家」（康有爲）、「無所謂家」（譚嗣同）的主張，由他們的論述觀之，佛法的「出家」已爲去家、廢婚提供了思想準備，他們並將儒家思想的「仁」混雜了社會主義或個人主義的精神，使儒家思想得以承載毀家廢婚的新觀念。而中國人對無政府主義和毀家廢婚論的接受，其實道家崇尚自然、反對人爲的思想已爲其鋪路。與此同時，傳入中國的自由主義和女權思想，也成爲毀家廢婚者援用的思想武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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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過程：
隨著社會與經濟結構的變動，中國傳統的農耕文明開始向近代社會文明轉型，社會越來越開放，以家庭為核心、建立在血緣與地緣之上的人際關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更重要的是，為了一個新社會的到來，才子佳人們也在不遺餘力地尋找文化替罪羊，以此作為他們與舊時代徹底決裂和新社會開始的標誌。而限制人性自由的婚姻自然首當其衝，成為年青一代反思與攻擊的對象。
1902年，康有為寫就《大同書》，將“去家廢婚”上升到理論：既然佛法求脫苦時要求“出家”，不如使其“無家可出”﹔既然家庭肇始於婚姻，“去家”就得重新設計婚姻。康有為的“交好之約”的確讓時人眼前一亮；該約由男女自願制定，最長不超過一年，最短不少於一月，不得有夫婦舊名，婦女不從夫姓，刪除所有從夫限禁，所生子女由公家養育為“世界之天民”。孩子成年後，由政府指派分任農工等生產事業，各以其勞作所入自由享用，死後火葬。最有意思的是，火葬場要緊靠肥料場。概括人一生的“從搖籃到墳墓”變成了“從搖籃到肥料場”，或曰，“我們來自塵土，我們歸於肥料”。
譚嗣同在《仁學》一書中抨擊三綱名教桎梏人心，主張廢棄君臣、父子、夫婦與兄弟四倫，建立自由平等的朋友關係及“一家一人”的大同社會。
梁啟超也主張打破家族觀念，以求新民。只是他並不主張去除家庭，僅反對早婚，希望實行“男子三十、女子二十”的一夫一妻、老夫少妻制。
五四時期，“廢婚派”如過江之鯽，他們對帶有專制傾向的舊式婚姻和標榜自由的新式婚姻都表示出了難以克制的厭惡，並極力主張廢婚，其中不乏無政府主義者。
師復（1884—1915）在上海創建“中國無政府共產黨”時即宣告：“本自由平等博愛之真精神，以達於吾人理想之無地主，無資本家，無首領，無官吏，無代表，無家長，無軍長，無監獄，無員警，無裁判所，無法律，無宗教，無婚姻制度之社會。”
江亢虎（1883—1954）在1907年大呼“有宗教之苦、有國家之苦、有家庭之苦”，並系統提出了“無宗教、無國家、無家庭”的“三無主義”。正是在此基礎上，江亢虎在1911年建立了“三無主義”政黨——中國社會黨，這也是中國首個以黨命名的政治團體。兩年後，被袁世凱借內亂之名強令解散。
當時，由無政府主義者主辦的兩家刊物，同為鼓吹廢婚去家的重鎮。一是1907年在東京的張繼與劉師培、何震夫婦創辦的《天義》，二是旅居巴黎的李石曾、張靜江等所創辦的《新世紀》。它們都強調個人絕對自由，主張“去強權”，否定國家、政府、家族、私產乃至肇建家族的婚姻與代表家族的姓氏。
廢婚派與反廢婚派之間的思想主張差異很大，雙方就廢婚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論辯。論辯內容較為廣泛，而重要的問題集中於如下幾點：
其一，關於「自由結婚」的論辯。廢婚派認為自由結婚並不自由，自由結婚與專制結婚是五十步笑百步。反廢婚派認為「自由婚姻是絕對自由的」，「凡一對男女，要結婚必定是先有交際，由交際生好感，由好感生愛情，由愛生戀，由戀才有結婚的要求。要雙方同意，方才可以結婚」。在當時的社會狀態下，「比自由婚姻更好的結婚法」是沒有的。
其二，關於「節制性慾」的論辯。反廢婚派認為，「如果廢除婚姻制度，那麼，今天甲和乙戀愛，明天乙向丙戀愛，完全成了亂交的狀態，使獸性衝動逐漸增加」。 「性慾雖是人類正當的要求，但也要有一定的節制，倘沒有節制，生理上就非常危險了。……所以一定要有婚姻制度，來節制這性慾過度的要求」。廢婚派認為反廢婚派的這種見解是沒有「瞭解自由戀愛的真理，所以就要誤解到甚麼亂交……獸性……上面去，把那種神聖的‘自由戀愛’沾了汙點」 。廢婚派認為：「婚姻制度，非但不能限制性慾，而且有時還要縱慾，因為他不必要雙方同意」，「限制性慾，只要從生理上自己去限制，用不著婚姻制度」。
其三，關於如何對待理想的論辯。反廢婚派認為：「自由戀愛，廢除婚制，都是理想的話。」他們引杜威（John Dewey）的話說：「若是先從理想做起，恐怕終久不能達到目的了。」廢婚派則認為，正因為是理想，我們才去追求它，「如果已經成為事實，那麼何必要我們提倡」，「我們惟其因為他還是一種理想，所以拼命地去鼓吹、拼命地去提倡，希望他變成事實！」
如此開放而寬容的一場論戰，自然難以形成一致性的意見。時近百年，今日回想起來，其所見證的不外乎兩點：一是上世紀20年代，中國的公共空間已經多有氣象；二是性愛、婚姻和家庭等問題在人類文明進程中有著怎樣的無窮糾結。人類的智慧足以助其登月，但對於“和誰做愛”這個古老疑難，一直未解決。男男女女，在“彼此專利”與“去專利”的兩極之間擺蕩，不知荒蕪了多少歲月，又上演了多少愛恨情仇。
歷史影響：
伴隨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展，在懷疑、批判和否定傳統文學、文字、藝術、思想、倫理、國民性格、社會習俗這樣一種文化氣氛中，婚姻問題也作為關係著個人生活的幸福與自由的大事，又一次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婚姻問題幾乎成了今日社會上一個中心問題；許多有志的青年男女，有的為此犧牲了性命，有的因此苦惱了終生。一般學者也都很注意這個問題，作學理的研究，就事實上討論，以求正當解決的方法。於此更可知這個問題在社會上的影響與重要了。
（資料來源，參考：華夏經緯網、21世紀、鳳凰網、文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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