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南京國民政府的部分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牽頭發起成立了“國民外交協會”。

國民外交協會成立之初，曾作為政府後援，積極配合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的外交努力，後又對‘五四運動’的發生及中國政府拒簽《對德和約》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對外，它以中國國民的名義致電出席巴黎和會的各國代表，發表外交主張；對內，又以國民外交實際領導者的身份發表通電、組織演講、提出外交目標，號召一致對外，並且為最終在華盛頓會議期間收回山東主權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國民外交協會在‘五四’前後發動和領導的國民外交運動，無疑是中國近代歷史轉折時刻的輝煌篇章。

1932年9月，創刊《國民外交雜誌》，以宣傳他們的抗日救國主張。

關於成立協會及創辦雜誌的目的，劉孚若在《發刊辭》中指出，20世紀以前國家的興亡，取決於君相，20世紀以後國家的興亡，則取決於民眾。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對我國步步緊逼，東北當局“日標不抵抗主義以媚之”，“政府向守外交秘密之政策，且有畏懼民眾之心理，種種遏抑，種種防害”，民眾的力量得不到有效地發揮，國家陷入了十分危險的境地。他們認為，救國的途徑，“即喚起民眾振發其愛國心”，首先“以外交知識，輸入國民腦海，發展國民特性”，“上供獻於政府，下指導夫國民。”其工作步驟為三步，“第一步喚醒，第二步聯結，第三步組織”，使國民能夠“有統一之精神，劃一之意志”，政府秉承之“以與各國周旋”。[3]其根本的宗旨，就是“救國”，他們在刊物上連續刊登的《徵求會員啟示》、《徵求文稿啟示》都明白揭示了此點：“敬啟者，國民以農工商學軍各界之同胞為分子，故本會徵求會員，不別農工商學軍各界，凡純潔公正、有救國意志者，一律歡迎加入本會，共同奮鬥。”是一個以救國為號召的民族主義團體。

10月，國民外交協會致電中國出席日內瓦國際聯盟會議代表顏惠慶、郭泰祺、顧維鈞稱，“中國人民決不承認調查團報告書之建議，請完全保持東三省之主權及領土”。

11月，國民外交協會的會員已經發展至400餘人。

1932年9月出版的《國民外交特刊》發表了《國民外交協會宣言》。宣言主要內容分為六個方面：

1、“我國民為自衛計，只有長期抵抗之一途。而長期抵抗，必使全國民皆為戰鬥之一員。雖事有分工，而各有其對外之責任，此宜團結民眾，共同對外者一也。”

2、“古今來辱國喪權之政府，皆國民之放棄責任所造成。使國民一面為政府之後援，一面為政府之監視。保持主權領土，還我完整之中華民國。”

3、“日本之所以誣我者，曰華人性善排外，曰東三省本非我國之領土，曰中國為無組織之國家，曰日本在東三省有特殊之權利，顛倒雌黃，傳播世界，歐美各國之觀察，未嘗不為所動搖。……我國家受此誣辱，而無國際宣傳之力以自白於天下。壇坫之間，時受牽制。調查事實，傳達於各國之前，使我酷愛和平之民族，不為陰謀強暴者所垢誣。又其一也。”

4、“日本侵略我國，為有計劃之行動。東三省天津上海層層相因，策略一貫。受其害者，皆我國之土地與人民。國人勿謂東三省已亡，而上海不可亡，上海宜速結，而他處可為懸案。況所謂長期抵抗者，未失之領土不可失，已失之領土必收回，不可偏重，不可分割。”

5、“我東省自有守土之長官，挾有雄厚之武力，竟略無抵抗，拱手而奉于仇讎，律以國法，無所逃罪。政府置而不問，失政刑矣。……是宜請政府責成張學良從速出兵，收回失地，以贖前愆。”

6、“二十年之內爭，國家元氣，剝喪盡矣。養百余萬之冗兵，對外乃不能一戰。以四千餘年之文明古國，乃為島夷所侵淩。……今且不暇深論既往，竊望自今後化除私意，共禦外侮。泯滅內訌，捍衛國家。”

國民外交協會的活動經費及辦刊經費均由協會的負責人尤其是劉盥訓籌募，其中有些來自軍政要人捐款，如傅作義捐款兩次，每次200元（《國民外交雜誌》全年定價1元8角），孫殿英在1933年底捐款200元，宋哲元在1934年初以29軍的名義捐款100元。周緯在國民外交協會第三次全體大會上說：“本會經費全由劉孚若先生一人籌募，在此國難的時候，金融吃緊之際，劉先生不辭勞苦，抱著救國熱誠，自己貼著路費，南北奔走，向自己的朋友中熱心愛國者募捐，每一項捐款，須跑好幾次。”

1932年11月8日，國民外交協會公開發表否認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報告書的宣言，並於11月9日在《中央日報》刊登，“對報告書敬謝其好意，拒絕侵我主權之建議，望國人自覺速謀抵抗。”

國民外交協會曾經致電慰問在長城抗日的朱慶瀾、商震、宋哲元、孫殿英等將領，商震回電感謝。

1933年6月，國民外交協會致函美國外交部門，贊成羅斯福總統“對於軍縮之主張”，後來，美國駐華大使詹森遵照美國外交部訓示，復函表示感謝。

9月，國民外交協會致電正在廬山召開會議的“蔣委員長汪院長孫院長宋部長及各委員”，稱“日本以暴力佔領東四省，製造偽國，國聯及世界各國，均已正式宣言否認合法。頃聞日本以種種卑劣手段，誘迫政府當局，與之妥協，美名為中日親善，以圖掩世界各國之耳目。國人誓死不能承認。務望我政府當局，勿受其愚，始終本收復失地之目的，堅持到底。”

10月22日，國民外交協會派周緯赴日本領事館訪問日本駐比利時公使、前國際聯盟副秘書長杉村陽太郎，探詢其對中日關係的見解。事後，《國民外交雜誌》發表談話紀要，指出日本“文治派”與軍部在侵略中國的問題上並沒有本質區別。

10月，國民外交協會推舉立法委員彭養光出面接洽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汪精衛、考試院長戴季陶，介紹該協會的活動，提出對外交的意見。

11月，國民外交協會決議以書面方式“呈請政府表示外交方針，並貢獻本會之外交意見”，推舉週四維會見外交部常務次長、具體參與對日本交涉的唐有壬，要外交部“應與本會合作，或協助本會取一致進行方式”。

1934年初，國民外交協會向外交部提出，讓外交部代為將雜誌分別寄給歐洲、美國各報館，以擴大影響。外交部政務次長徐謨復函稱，可將雜誌送交外交部轉寄。不久，國民外交協會獲悉駐蘇聯大使顏惠慶歸國，乃致函外交部情報司李司長，提出請顏惠慶和該協會負責人座談。

歷史影響：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轟轟烈烈的中國大革命之後，由於國共分裂和國民黨內各派系的混戰，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當局以“不抵抗主義”相標榜，以“攘外必先安內”為得計，對內操切急迫，對外卻一誤再誤，出現轉機的國運又急劇逆轉，在寇禍日深、國土淪喪的現實威脅面前，“救亡圖存”重新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從而出現了一個新的、更為廣泛的民族主義覺醒的浪潮。

其中一個顯著的跡象，就是在“九一八”、特別是“一二八”之後，一批關注救亡的、抗日的，研究時政的、外交的刊物應運而生，這些刊物儘管政治立場不盡相同，但主張對日抵抗則是一致的。他們對抗日救亡的積極呼籲、對當局不抵抗政策的嚴厲批評、對外交問題所發表的一些較為正確的意見，對統治者階層、對當權者的影響和觸動，可能更直接，更起作用，也反映出對日抵抗確已成為當時舉國一致的要求，成為中華民族絕大多數人共同的呼聲，而他們的聲音的加入，對於推動走向全民族抗戰，同樣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

（資料來源，參考：百度百科、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