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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使團
時間
1868年02月25日 ~ 1870年10月18日
地點
上海
相關人物
蒲安臣
資料來源：壹讀
背景
過程
期刊
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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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簡介：
清政府1868年向海外派遣了中國近代第一個正式外交使團，可是這個使團卻是由一個外國人——前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率領的，故稱作蒲安臣使團。此事既表現了清政府外交濃厚的半殖民地色彩，同時也標誌著清政府外交終於跨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事件背景：
清政府派遣蒲安臣使團乃形勢所迫，並頗具戲劇性。1858年，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政府被迫與英法等國簽訂《天津條約》，其中規定允許外國公使駐京。1860年以後，西方列強便紛紛派遣公使常駐北京，而中國卻一直未曾遣使出洋。1866年，清政府曾派前山西襄陵縣知縣斌椿率其兒子和三個同文館學生，隨同回國休假的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赴歐洲遊歷，開了晚清官員出洋的先例。不過那僅僅是一次試探性的觀光旅行，並非正式遣使。
當時，清政府已深深感覺到:「近來中國之虛實，外國無不熟悉，外國之情偽，中國一概茫然，其中隔閡之由，總因彼有使來，我無使往。」尤其是1858年《天津條約》規定的十年修約之期將至，清政府擔心西方列強趁修約之機「索要多端」，急欲事先遣使籠絡各國。可是使臣的遴選和中外禮儀糾葛卻成為兩大難題。無論未出過國、不通外語的總理衙門官員，或是毫無外交經驗的同文館師生，都不堪當此重任。「若不得其人，貿然前往，或致狎而見辱，轉致貽羞域外，誤我事機。」
正當主持總理衙門外交事務的恭親王奕賨蝔敥等大臣百般焦慮、憂心忡忡之時，在歡送卸任美國公使蒲安臣的宴會上，聽到蒲安臣表示「嗣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奕等不禁靈機一動，何不乾脆請洋人為使呢？既可達到遣使出洋的實效，又能避免中外禮儀的糾葛。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的支持之後，奕揨式向朝廷上奏:「請派蒲安臣權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使臣。」奏摺中讚揚前美國公使蒲安臣「其人處事和平，能知中外大體，遇有中國為難不便之事，極肯排難解紛」。而且說明由於中外禮儀不同，「用中國人為使臣，誠不免於為難，用外國人為使臣，則概不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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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過程：
蒲安臣使團於1868年2月25日從上海出發，先乘船橫渡太平洋到美國，訪問了舊金山、紐約、華盛頓等城市。然後又橫渡大西洋赴歐洲，訪問了英國、法國、瑞典、丹麥、荷蘭、普魯士、俄國、比利時、義大利、西班牙等國，直至1870年10月18日回到上海，歷時兩年八個月，先後訪問了歐美11個國家。
對於蒲安臣使團應該給予客觀、全面、實事求是的評價。
一方面，蒲安臣使團表現了清政府外交的半殖民地屈辱色彩。近代中國第一個外交使團居然要由外國人來率領，晚清中國官員的第一次大規模集體出洋竟是在洋大人的帶隊和攙扶下，搖搖晃晃地邁出國門，小心翼翼地走向國際社會。美國人蒲安臣基本上操縱了使團的領導權。儘管組建使團時總理衙門曾有限制蒲安臣權限的如意算盤，向皇帝報告說:「凡於中國有損之事，令其力為爭阻；凡於中國有益之事，令其不遂應允，必須知會臣衙門覆准，方能照行。在彼無可擅之權，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見效，即令辭歸。」使團出發前又給蒲安臣8條訓令，要求他前往各國，所辦之事，所到之處，都應與中國使臣「和衷商酌」，大小事件都要「逐細告知」。遇到重大事情，必須與中國使臣一起「咨明中國總理衙門候議，再定準否」，未授予其訂約之權。可是當使團出國以後，蒲安臣便獨攬大權，包辦各種談判交涉，甚至擅自訂約。如在美國，蒲安臣多次單獨與美國國務卿西華德秘密會談，商訂有利於美國輸入華工及在華貿易、傳教的《中美續增條約》（俗稱《蒲安臣條約》）。中國官員直到舉行簽約儀式時，才被請去出席並畫押、蓋印，清政府事後也不得不予以批准。中國使臣志剛、孫家谷在前期幾乎成了點綴品和觀光客，主要活動是參觀遊覽。直到1870年2月蒲安臣在俄國彼得堡因病去世，使團才由志剛主持。
歷史影響：
蒲安臣使團也為以後中國近代外交使節制度的建立開闢了道路。當時李鴻章就指出，此次乃「權宜試辦，以開風氣之先，將來使回，如查看有效，另籌久遠章程，自不宜常令外國人充當」。19世紀70年代清政府終於開始陸續派出駐外使節。蒲安臣使團里的中國官員也通過這次出訪大開眼界，接觸新事物，吸收新思想，並鍛鍊了外交才幹。如使臣志剛不僅盛讚在法國看到的鐵路、火車，「公私皆便，而利益無窮」，甚至在參觀美國國會後還肯定議會制度可使「民情達而公道存」，而且深感國際交往之必要。在出訪期間他的外交能力也得到了鍛鍊，因此能在蒲安臣病逝後擔當起領導使團的重任，主持了訪問俄國等國時的交涉。參加蒲安臣使團的晚清中國官員對世界的認識、見聞和思想變化，可以從他們所寫的幾部遊記，如志剛的《初使泰西紀》、孫家谷的《使西述略》、張德彝的《歐美環遊記》等書中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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