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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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洲藥房

時間

1932年01月29日 ~ 1932年01月31日

地點

上海

相關人物	項松茂、夏粹芳、黃楚九、謝瑞卿、蔣邦毓、俞竹岩、蔡民琦、董永才、周瑞龍、李生才、虞耕豐、戚德江、丁兆年、徐知傑、陶賦、吳宸良、陳漢坤、陳平階、周廷璋、項載綸、陳鱧心、李覲唐、葉漢丞、徐佩璜、朱子久、吳冠民、黃炎培、潘仰堯、張輔忠、小山真一、朱燦如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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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五洲藥房是我國醫藥界的著名企業，首創藥房辦藥廠，創制名牌固本肥皂，壓倒洋皂，為國家爭利權。項松茂在五洲任總經理21年，為五洲藥房的發展作出卓越貢獻。

背景：

五洲大藥房由著名實業家夏粹芳、黃楚九和藥劑師謝瑞卿於1907年在上海創立，其初期資本僅1萬兩白銀，設備簡陋，只以手工操作製成些西藥。主要是出售進口西藥、化工原料、化妝用品及醫療器械。因原任經理牟取私利，營業很不景氣。。1911年，浙江鄞縣人項松茂被聘為經理。項松茂到任後，即以“勤儉”二字作為創辦企業的方針，對藥店進行了大力改革。他先將店中華麗陳設變賣，轉充經營資金；第二年，又將店址從福州路廣西路口遷至交通更為便捷的福州路河南路口；還增聘藥劑人員，成立“合藥間”，自製品牌成藥，如人造自來血、補天汁、月月紅、呼吸香膠等，這些成為當時五洲大藥房的品牌藥。1913年，五洲大藥房的人造自來血在香港及東南亞各地註冊，銷往南洋群島，繼而進入歐美市場。1915年，德國商人在五洲大藥房旁開設普恩藥局，出售補血藥片，襲用“人造自來血”商標，企圖魚目混珠。項松茂向德商嚴正交涉，並向工部局巡捕房提出訴訟。最終德商敗訴，五洲大藥房名聲大振。此後，人造自來血為五洲大藥房帶來了滾滾財富。1915年，五洲大藥房的原股東之一的黃楚九由於要投資新世界遊樂場，將五洲大藥房的股份全部轉讓給了項松茂。當年，五洲大藥房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項松茂成為董事兼總經理。

之後，項松茂看准了一個收購開工廠的良機，他和一家德商固本肥皂廠簽訂了轉讓合同。製藥和制皂都屬於化學工業領域，項松茂接手這家肥皂廠的目的，不僅僅是為市場生產肥皂，還希望通過改造，提煉諸如甘油一類的製藥必需品，甚至變成一家藥、皂都能生產的工廠。

大戰結束後，五洲資金又擴大到規銀8.25萬兩。為擴大業務，項松茂除特派陳平階、周廷璋赴歐、美考察，與英、德、奧等國的藥廠協商，取得了各該國產品在華的獨家經營權。後又與爪畦奎寧廠訂立了由五洲特製地球牌藍印奎寧片的協議，大大擴展了五洲的業務。為增加國產西藥品種，他曾偕弟項載綸到日本考察。又派職員陳鱧心去日本藥廠專門實習製藥新技術。他在廠裡設立了化驗室和研究室，先後聘請了醫藥、化學專家李覲唐、葉漢丞、徐佩璜、朱子久、吳冠民等主持新品種的研製和生產。他還十分重視人員的培訓。除直接從各大學招聘化學系畢業生外，還在廠裡成立了店員訓練班，公開登報招考高中畢業生，由公司業務骨幹擔任教師，並請著名教育家黃炎培、潘仰堯前來指導和輔導，對張輔忠還特別資助他去德國進行考察。

1920年，項松茂出資14.2千兩白銀購進閘北天通庵路地基，次年將五洲資本增為50萬兩白銀，擴建廠房棧屋。項松茂重組五洲大藥房與固本肥皂廠，創建“五洲固本肥皂藥廠”，內設制皂與製藥兩部。隨後，項松茂又以大手筆收購了德商亞林化學廠、中華興記香皂廠等相關化工企業。

那幾年，五洲製成的國貨西藥，達三百餘種之多。在三藩市、費城等國際博覽會上，曾先後得到六項嘉獎，在國內各種國貨展覽會上，則獲得各種等級的獎勵達四十三項。

至1929年，五洲固本肥皂藥廠在上海及外埠先後增設了17處分支機搆，領牌聯號機構55處，公司資本總額增加至150萬銀元，職工由最初的30餘人增加到400餘人。五洲固本肥皂藥廠成為當時滬上最大的化工藥品製造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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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過程：

五洲藥房虹口支店於1929年9月開設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口（今四川北路1330號），經銷藥品、肥皂，職工有22人，以宣傳使用國貨、抵制日貨著名。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三省全陷敵手，龐大的原料基地和市場丟失，戰爭、高稅率和外資衝擊，國難當頭，國恥難忘，舉國震驚。各地人民紛紛組織抗日救亡團體，支援東北義勇軍的抗日鬥爭。作為商人，在這樣的境況下又能有何作為呢？作為新興民族工業的帶頭人，寧波幫再次來到了歷史的前臺。項松茂毅然參加了上海的抗日救國委員會任委員，並把五洲皂藥廠及分支機搆的職工組織起來，編成義勇軍一個營，自任營長，日夜操練，以備他日報效祖國。累遭日軍特務擾亂，打碎玻璃、搗毀櫃檯。

其時，上海郵政局中共組織派人向北四川路商店職工宣傳組織抗日義勇軍，虹口支店職工多人參加，每名職工還按月自動捐出一天工資或“月規錢”支援十九路軍。參加義勇軍的職工冒著凜冽寒風，每天清晨到青雲路世界大戲院前空地上進行操練。

1932年1月28日，日軍向閘北進攻，虹口支店13位職工在店留守。10時許，一夥日本海軍陸戰隊士兵和便衣特務乘軍用車來虹口支店，敲碎玻璃窗，破門而入。29日淩晨，代經理蔣邦毓派俞竹岩、蔡民琦出後門，穿小巷去總公司報訊。職工們與日軍激烈搏鬥，日軍用繩索捆綁會計代經理蔣邦毓，職員董永才、棧司周瑞龍、李生才，練習生虞耕豐、戚德江、丁兆年、徐知傑、陶賦、吳宸良、陳漢坤等11人，連同找到的抗日宣傳品和義勇軍灰布衣推上軍車開走。

項松茂聞訊後，力排眾人勸阻，立即乘車去北四川路，繞道到達虹口支店。商店已被日軍把守，一個面熟的日本兵過來向他打招呼，原來是一向認識的萬國商團日本商人小山真一，今天突然以軍人裝束出現在這裡。項向小山打聽11人下落，商量如何營救，小山滿口應允，並約明天原地見面。

30日下午，項松茂偕同高級職員朱燦如再度乘車前往，虹口支店一帶已經戒嚴，交通斷絕。朱力勸項折返，項不聽，即棄車步行至支店。這時已有日本便衣尾隨其後，但未見小山露面。項也未疑有他，仍向便衣出示了蓋有自己私章的名片，並提出願意保釋被捕人員，准許修理門窗並准許派人看守支店，便衣也佯作應允。於是項囑朱即刻返回找人前來修理和留守，自己在店等候。

朱燦如帶著人員再次來虹口支店時，忽見店門已緊閉，門口有日兵看守。朱剛欲叩門，卻被日兵阻止，並說：“你們店主已送司令部了。”朱等無法，就在門外高聲呼叫多聲，也無回音，朱發覺事情有變，凶多吉少，即急返公司覆命。

1月31日，上海《時報》以大字標題報導“項松茂失蹤”的消息，全市震驚。項的長子項繩武急忙多方托人打聽營救，並親到日本領事館交涉，日方冷冷地答：“領事館干涉不了軍部，無能為力！”項繩武又約請在滬較有聲望的日人桑野同往日軍俱樂部探詢，但對方只讓桑野一人入內。不久桑野出來，但見其神色緊張，頻頻以手擦汗，一把拉住項繩武上了汽車，才說：“軍部十分嚴厲，把我訓斥了一通，說你父親是抗日救國委員，義勇軍營長，店內又搜出了義勇軍軍服及抗日傳單，罪證確鑿。他自己送上門來，現在已押送江灣司令部了。他們還問我同來的是何人，我只說是五洲派來的，不敢吐露真情，否則你也危險了。”

此後，項松茂與蔣邦毓等11名職工音信杳無。經項繩武等繼續打聽，證明項松茂已經被害，但遺骸仍遍尋而無著落，只得以衣冠入殮安葬。

直至抗日戰爭勝利後，才查悉均已在1932年1月31日被日本侵略軍殺害於江灣靶子場。

歷史影響：

“一二八”事變爆發的當天，項松茂在自己的企業裡組織了一個營的抗日義勇軍，這個看上去文縐縐的商人，竟然親自擔任了營長，他號召全體職工，每人捐出一天工資，捐獻給東北的義勇軍。

其實，日本人對項松茂和他的五洲藥房的注意，遠非從組織抗日義勇軍開始，更早的矛盾則要追朔到國貨運動時。在那場抵制日貨的運動中，五洲大藥房生產的人造自來血首當其衝，為回應國貨運動，項松茂率先行動，在上海的各大藥房處設國貨藥品專櫃，宣導國貨真藥，停止從日本進口原料，轉而自行生產。他同時又為抵制日貨而奔走呼號，也正是從那時起，項松茂便受到了日本特務機關的密切關注。

當時那場國貨運動使民族主義融入了中國新生的消費文化的方方面面，也由此構成了生活在“現代中國”的基礎。在國貨運動口號下開拓市場，為寧波幫商人提供了立竿見影的商機。即便是在那樣一個動盪的年代，寧波幫的身影也依然醒目，用一根火柴和國際競爭的“大中華火柴公司”，實現橡膠“托拉斯”夢想的“大中華橡膠廠”，讓中國的醫藥躋身世界的“五洲固本皂藥廠”，還有我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大型出版企業“商務印書館”，等等這些由寧波幫創辦的實業集團，無不顯示著他們作為一個商人的擔當。

（資料來源，參考：百度百科、鳳凰網、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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