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碧吟詩書俱佳，擅長柳公權正書，筆力遒健，溫潤而有秀穎之氣，原本是蘭心惠質的才女。她寫的《夏日雜詠》：“夾壟涼雲刈稻天，沙堤鳧母擁兒眠；田家子女閒時少，晝出耘田夜紡棉。”詞句清新婉轉，飽含著對辛勤耕作的農民的一往深情。她在《台灣日日新報》有詩作〈送碧香社弟之大陸〉、〈贈畫家蔡麗邨〉，在《詩報》有詩作〈採菊〉、〈秋聲〉、〈輓謝紹楷先生作古〉……等。

蔡碧吟的父親蔡國琳是個舉人，最初把女兒許配給門下弟子賴文安，賴文安英年秀發，也中了舉人，可惜才豐命蹇，竟然染息時疫而死。蔡碧吟原本要守節以終，無奈繼母冷嘲熱諷說她‘沒有舉人娘子的命’，她便認了真，決心要嫁個舉人給繼母瞧瞧。無奈當時日本人已入據台灣多年，新出爐的舉人已不可多得，只好在舊有的舉人中東挑西撿，終於給了羅秀惠可乘之機。

蔡碧吟的詩文才情與王香禪差不多，但蔡碧吟大家閨秀的風範，自然比王香禪出身風塵要高明得多；蔡碧吟那纖稼中度，桃巧婀娜，雲鬢花顏，秀麗嬌俏的模樣，當然要比王香禪更能引人入勝；更何況蔡家有財有勢，王香禪的可憐身世根本無法比擬。因此，羅秀惠對王香禪的殷勤愛心，便迅速地轉移到蔡碧吟的身上。他端起師兄情誼，對蔡碧吟大獻殷勤，蔡碧吟一個閨閣女子被羅秀惠深深地騙住。

對擺在面前的王香禪問題，羅秀惠拍著胸脯對蔡碧吟說：“這不是問題！”羅秀惠天天使出折辱的手段，對王香禪拳打腳踢。王香禪一向受人愛憐慣了，那裡經得起如此無情的摧折，只得噙著眼淚離開了羅家。

1915年，高齡剩女蔡碧吟與羅秀惠結為夫妻，當時就有人在小報上登了一副對聯，諷刺他們：一父二夫三舉人；四妻五妾六娼妓。

然而，羅秀惠自署曰「花花世界生」，對家中才女師妹，並未稍存顧惜，仍過著拈花惹草之糜爛生活，未幾即將蔡家富裕資產揮霍殆盡。

1925年1月，羅秀惠得到基隆顏國年等人贊助，創立《台北梨華新報》，擔任發行人一職。

1928年8月，羅秀惠曾開「蕉麓千書會」任人求取墨蹟，故其作品流傳甚廣。

1930年代，象徵台灣傳統詩發展至成熟階段的全島性刊物《詩報》發行了。此時，南台灣有一群騷動的靈魂，嘗試著要趕上時代的列車，在男性為主的台灣漢詩壇發出聲音。人稱「赤崁女史」的蔡碧吟即是這一群女性共同推舉出的領導者。

蔡碧吟因為賭氣而與行為卑鄙的羅秀惠在一起，既得不到家人的祝福，又受到遇人不淑的折騰，羅秀惠敗盡家財，風流韻事不斷，是蔡碧吟生命中最大的挫傷，兩人每天爭吵，終至反目分居。幸好有詩，幸好有飽滿的漢學，使得57歲的她依然活力充沛，願意挺身接受府城女性同好的邀請，共同組織台灣島內第一個女子自主發起的傳統詩社——「香芸吟社」。

《詩報》創刊號的編輯發出了這樣一份致歉公告：‘台南香芸吟社詩選及本報副會長杜香國氏吟稿寄到時，創刊號已在印刷中，故編入次號，幸諒之’，可見這個創設於中秋節的府城女性詩社在《詩報》編輯者心目中具有一定的分量。同年11月，《詩報》第二號果然刊出了由蔡碧吟評選的香芸吟社擊缽錄：黃雪瓊、韓錦雲、石儷玉（中英）、黃菊人等共15首詩得獎，有趣的是每個人都名列「冠軍」，而又分冠軍1、冠軍2、冠軍3……鼓勵性的色彩相當濃厚。

《詩報》第三號除了刊登「香芸吟社」遊戲競技的擊缽詩外，也指出該社的特色：「香芸吟社為南國萬綠一紅之閨秀吟社也，社員全部是有名女士」，‘萬綠一紅’點明當時台灣島內多達2、3百個詩社裡，唯一純粹由女性組成的詩社之難能可貴。

令人驚訝的是，這個詩社有著明確的組織架構：「社長蔡碧吟，理事石儷玉，會計邱碧香，庶務黃菊人，幹事黃雪瓊、黃卿軒、韓錦雲、吳吟花，社員林氏好、蔡鶴兒、許靜月、張美化、許湘雲、林阿端、陳寶珠、陳鄭市、曾錦鶯、盧金緞」，儼然一規模嚴謹的社會團體，可見這群女性已具備現代分工的概念，不是即興組織的散漫藝文團體。

這個‘萬綠一紅’的女詩人團體甫成立，即研議參與由台南地區詩社舉辦的台灣文化三百年紀念全島詩人大會，並積極舉行擊缽吟會，參加台南地區聯吟會，而後將社員作品投寄至《詩報》及《三六九小報》，增加其曝光率。

會員裡有位值得矚目的成員，是台灣音樂界的奇才～林氏好，她與夫婿社會運動者盧丙丁並肩作戰，在1920～1930年代以歌唱、文化抗爭，共同寫下動人的反殖民篇章。「香芸吟社」在1930年10月2日舉行‘發起人磋商會’時，開會的地點就在盧丙丁等人活動的「工友會事務所」。

1935年11月，羅秀惠又以「奎社書道會」名義在台北永樂町舉辦全島書畫展，他的晚年乃以賣字為生。

1939年，日治時期著名的女性漢文詩人蔡碧吟香消玉隕，年六十六。

羅秀惠當然受到眾人的唾棄，晚景淒涼，1943年5月，在窮愁潦倒，滿腹牢騷中，寂寞以終。

歷史影響：

在父權體制的結構中，「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深植人心，兩性所能獲得的教育和文化資源比例懸殊，致使女性識字率低落、無法掌握書寫能力，從而處於瘖啞禁聲的狀態，無法言說自我、表達心聲。這就是為什麼在漫長浩瀚的「文學史」長河中，始終多充斥著男性的話語、男性的身影；一直要到晚近世代，隨著教育普及、性別平等意識的開啟，女作家才漸漸浮出地表。這樣的現象在台灣文學發展的過程中，也同樣有若合符節之處。

雖然相較於男性詩人數量之龐大，女性詩人顯得鳳毛鱗角，但她們憑藉自己的努力與才華，在詩壇上取得一席之地，在日治時期除了教學、參與詩社及公共事務外，也都出版自己的個人別集，成就上毫不遜色。

（資料來源，參考：維基百科、台灣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