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8月2日，這些與會者（計有：蔣渭水、連溫卿、王敏川、蔣渭川、許天送、翁澤生、洪朝宗、鄭石蛋、黃新發、陳金龍、鄭祖謀、黃春暉、廖樹藤、童琴、簡明宗、張暮年、劉興泉、許秋容、蘇碧輝、王祖派等人）再度集會於蔣渭水住所，商議印刷組織章程、旨趣書及努力募集會員。

8月10日，再度協議關於成立會和相關事宜的準備，並且決定設置青年會事務所於港町2丁目（今台北西寧北路、南京西路口附近），以林野為常任幹事。（截至8月4日止，已徵得170餘名會員），同時決定以「圖謀地方文化的發達，獎勵體育，及會員彼此之相切磋和親睦」為該會的宗旨。實際上，則為一民族主義之運動團體。

8月12日，台北青年會正式舉行創立大會時，台北州警察課突然持解散公文而至，依治安警察法第8條第2項，下達禁止結社的命令，其禁止理由是：總督府認為該會思想過敏且有民族自決傾向，恐誤青年之前途，同時該會之組成經認定係為一以民族解放及宣傳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為目的的組織。

台北青年會因而解散；台灣總督府取締的結果是，蔣渭水等人轉入地下，來傳播社會革命思想。

台北青年會被禁止結社以後，該會的主要成員仍在蔣渭水、王敏川、連溫卿等文化協會的幹部之指導下，繼續維持不合法的組織，即台北青年同志會，後來為求再加以擴大，遂命名為台北青年體育會，宗旨是「專為謀求體育之發達」，於1923年8月20日，「在楊朝華宅秘密舉行成立會，選出常任幹事楊朝華，幹事鄭石蛋、陳世煌、童琴等人，9月30日依然設置事務所於港町文化協會讀報社內」。

既然是體育會，會員在體育方面自然也有所表現，如會員高兩貴即曾參加1925年3月23日，在圓山運動場由台灣體育協會主辦的全島運動比賽中奪得撐竿跳第一名（成績3米18）。該會會員為振興台胞之體育，也以身作則，每日在「大稻埕民眾運動場實地運動，每遇競技大會，同會之會員時奪錦標，遂著名於全台」。除此，體育會借用專賣局位於太平町5丁目（今延平北路二段、涼州街口附近，即太平國小旁）的500坪旱地做為運動比賽的場所。

台北青年體育會的主旨雖是獎勵體育，但從事政治、社會、文化運動才是真正的目的，然而由於舉行公開的演說常會被取締，在活動上便難以表現它所欲顯示的「運動」色彩，會員的參與感有日漸低落情形，於是該會乃藉擴大徵募會員為由，自1925年3月15日起，連續三夜，在港町文化講座舉辦「獎勵體育之大講演會」，分別由黃白成枝、胡柳生、蘇亞民、吳惜墨等人講演《台灣體育之現在與將來》、《不強則亡》、《勉強與體育》等以體育為中心的演說，入會者始再增加。同年4月19日，由於會員們認為如要鞏固此一團體，則非設立一專屬會館不可。

「因擇太平町3丁目109番地（今民生西路與延平路口附近）第三層樓，充為聚會之處，藉以互相討論良法，以期鼓舞發達島內同胞之體育……舉行開館式……舉黃白成枝氏為常務委員，高兩貴、潘欽德（信）兩氏任庶務，周鶴（和）成、陳湧成兩氏任會計，吳清海氏外10名為評議員」。

一時之間，會員達到100多人，但經同年12月的會員整理，減除掉會費未繳的不熱心會員之後，所剩者實皆為該會的中心份子而已，此會到了1926年年底，因受台北州警署的強烈干涉、壓迫，遂致會員大減，加上經費來源的日漸拮據，台北青年體育會的會館因而關閉。

台北青年會既被禁止，該會會員除了組織前述之台北青年體育會之外，又由翁澤生、鄭石蛋、楊朝華等人擷取台北青年會之宗旨，以「會員間的親睦切磋為目的」進行組織台北青年讀書會的計畫，於1923年9月25日（中秋節），藉「觀月會」為名，約集30餘名同志泛舟於淡水河上，並且就在「船上召開成立總會，推舉許天送為常任委員，以鄭石蛋、潘欽德、林佛樹、楊朝華為委員，決定與體育會共設事務所於文化協會讀報社」。至此，讀書會與體育會皆各持台北青年會宗旨之半以為各自的主旨，無形中延續了台北青年會的組織，況且兩者的成員又大致相同，甚至於說全為青年會的成員，只是「換湯不換藥」而已。

讀書會成立之後，會員即常在文化講座內發表各人研究所得，後因常任委員許天送內通官憲，該會雖予以除名之處分（1923年11月5日），讀書會卻因會中之內訌而會務停頓，及1924年9月始再呈熱烈。經是年之總會決議，讀書會才繼續進行，定「每星期水曜夜（週三夜）會員除大事故以外務要出席，每次數人將自己研究之結果，發表以資研究」。

1925年9月3、4兩日，該會主辦大講演會，由連溫卿主持，翁澤生講《讀書會之過去現在和將來》、吳清波講《除四害》、王敏川講《為真理的奮鬥》。同年10月2日（中秋夜），再集會員40餘名，分乘兩舟，仍於淡水河上召開成立二周年總會，重選蘇麗亨、潘欽德、連溫卿、張我軍、王萬得為委員。

1926年9月21日（仍為中秋夜）再開總會，與會者30餘人（含7名女會員），選鄭明祿、連溫卿、王萬得、高兩貴、潘欽信等為委員，以黃白成枝為書記，並且成立婦女部，而此一讀書會的活動也自此日趨激烈並且已為文化協會的左派所控制和指導。

歷史影響：

20世紀20年代，總督府取締禁止「社會問題研究會」之後，反而造成台灣知識份子強烈的追求社會革命思想。留日學生在東京結社支持島內的文化協會，並將在東京接受的各項思想運動注入文化協會。

文化協會展開啟蒙運動之後，蒙受最大影響的是台灣青年，鼓舞了他們日趨旺盛的求知慾，造成留學海外（日本和中國）學生的逐年增加，並加深了青年對於民族問題和社會問題的認識。於是，島內青年團體因而勃興，加上文化協會本身也相當重視對於青年運動的指導，乃積極和海外留學生聯絡，相互提攜，進而支助島內各地青年團體的組成，竭力對於青年學生做再進一步的思想啟發，而各青年團體因受文化協會本身（本部或支部或各地會員）直、間接的影響，在活動或組織形式上自然也多仿效文化協會，甚而成為文化協會無形中派駐各地的先鋒及開拓者。

嚴格來說，台北青年會、台北青年體育會、台北青年讀書會實為同一團體，同時皆由文化協會的幹部蔣渭水、連溫卿、王敏川等人居中策劃指導；另外，會員之中尚有一「不合法」團體，即「台北無產青年會」，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皆加以研究（其原因是這些主義在當時正流行全世界，而蘇俄共產革命的成功又給了他們很大的啟示作用，再加上當時的中國，孫文先生正施行聯俄容共政策，遂使當時台灣較前進的青年也欲加學習、仿效），然而，也同時成為後來文化協會因思想、主義之分歧造成分裂的因素。

（資料來源，參考：台灣海外網、維基百科、《台灣文化協會滄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