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過程：

1926年3月16日，北洋政府外務部接到列強外交團之「最後通牒」後，經緊急磋商即於當日午夜答覆，稱「最後通牒」的內容「超越《辛丑條約》之範圍」，所以「不能認為適當」。因為按《辛丑條約》，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線的炮台應予以一律削平，卻並沒有相關條文對水道進行規定。公使團對此並未作答辯。

1926年3月16、17日，北京的國共兩黨開會，徐謙以國民黨執行委員會代表的身份，與李大釗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決定，組織各學校和群眾團體在天安門集會。

3月18日，北京群眾五千餘人，由李大釗主持，在天安門集會抗議，舉行「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的國民大會」，即「318」抗議大會，要求拒絕八國通牒。廣場北面臨時搭建的主席臺上懸掛著孫中山先生的遺像和他撰寫的對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台前橫幅上寫著「北京各界堅決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示威大會」。

中共北方區委的領導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參加了大會，大會主席、中俄大學校長徐謙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講話，大會決議：「通電全國一致反對八國通牒，驅逐八國公使，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撤退外國軍艦，電告國民軍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而戰。」最後大會一共通過了八條決議。

大會結束後，遊行隊伍由李大釗率領，按預定路線，從天安門出發，經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米市大街、東四牌樓，最後進入鐵獅子胡同（今張自忠路）東口，在段祺瑞執政府（今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門前廣場請願。示威群眾公推代表去向衛士長交涉，要求開門放隊伍進去，並請段祺瑞和國務總理賈德耀出來見面。段祺瑞的執政府內人員擔心局勢失控，命令預伏軍警以武力驅散遊行隊伍，結果造成四十七人當場死亡，兩百多人受傷的慘劇。死者中為人們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劉和珍，李大釗和陳喬年也負傷。

事發之後，段祺瑞及北京國務院通電，宣稱慘案乃徐謙等人鼓動所致，下令通緝徐謙、李大釗、李石曾、易培基、顧孟餘五人。朱家驊、蔣夢麟、魯迅等幾十人也上了黑名單。李大釗、徐謙、魯迅等人被迫轉移，國共兩黨的領導機關則遷入蘇聯使館。而各地輿論紛紛譴責國務院門口屠殺民眾舉動。

3月20日，賈德耀內閣對三一八慘案引咎辭職。同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眾書》，號召全國商人、學生、工人、農民、兵士聯合起來，不分黨派，一致奮鬥，以雪最後通牒之恥。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三一八死難烈士追悼大會」。

強大的民意壓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而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正式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311條之重大嫌疑。」

歷史影響：

一、學界與媒體的大團結

魯迅稱這一天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泰晤士報》稱這次事件是「獸性」的「驚人慘案」。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中國知識階層，無論原本政治與學術立場為何，均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痛斥執政府和段祺瑞的行為是「暴行」，是「民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蔣夢麟、傅斯年、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聞一多、王世傑、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淩叔華、邵飄萍、陶孟和等學人，均有文字見諸報端；梁啟超剛動完手術，臥於病榻之中，仍不忘口誅筆伐；劉半農與趙元任再次詞曲璧合，哀聲悽楚，傳唱京城；魯迅則有《紀念劉和珍君》等文。

媒體方面，《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週刊》、《晨報》、《現代評論》等加入譴責暴行的行列。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慘案真相，《京報副刊》也發表了有關的文章。

二、北洋政府加緊查禁

318慘案後不久，1926年4月段祺瑞執政府倒臺，張作霖進京後派奉軍闖進北大、女師大、中俄大學及報館，大肆查禁進步書刊，搜捕進步人士。4月26日清晨邵飄萍被秘密處決，北大教授朱家驊、代校長蔣夢麟等遁入六國飯店再秘密離京。軍警查封了《京報》館和一批進步報刊，張學良逮捕了共產黨員郭隆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