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在統一東北乃至幾次入關角逐中央政權的過程中，均得到了日本的援助，為投桃報李，一度滿蒙五路計劃在張作霖的積極合作下，四平街-鄭家屯鐵路於1917年築成通車。鄭家屯-挑南、鄭家屯-通遼兩延長線的承建，也在張作霖與北京政府進行溝通下，順利達成交易。

鄭通線於1921年築通。日本按原計劃應接著修築鄭挑線，因第一次直奉戰爭，未能開工。戰後張作霖宣布東三省自治，日本從此越過北京政府徑自與張作霖交涉修築鄭挑鐵路。1923年，鄭挑鐵路全線通車。

1924年4月，日本政府指派滿鐵理事松岡赴奉天與張作霖進行會談，開始交涉修築開原一朝陽鎮、吉林一敦化、長春一大責、挑南一齊齊哈爾等四條鐵路。

這時張作霖正在積極加緊準備第二次直奉戰爭，為了獲得日軍軍費、軍械援助，當即答應了日本的全部要求，並責成王永江與日本進行談判，張作霖為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早年確有對日妥協與勾結的一面，致使日本對滿蒙鐵路權益的要求得到了一定滿足。

在東北的鐵路計劃得到張作霖的默許後，1925年9月，日本政府指使滿鐵重新確定了從1925年起20年內修建35條線，總長8828公里的「滿蒙鐵路網計劃」，激起東北民眾的強烈反抗。

1925年，東北興起收回國權運動，奉天、吉林、哈爾濱以及日本直接控制的旅大，接連發生群眾集會，提出收回旅大租借地、廢除不平等條約等要求。張作霖也想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力圖藉助英美等國的勢力，牽制貪得無厭的日本，由日本手掌中掙脫出來，以便獲得較多的獨立自主權。

張作霖不顧日本反對，於1924年成立了自營自建鐵路的領導機構和執行機構「東三省交通委員會」，開始築建東北鐵路網。

從1925年以後，張作霖以自行籌款方式，陸續建造了奉海、吉海、打通等鐵路。並計劃著手修建東北兩大幹線：一是從葫蘆島經由通遼、齊齊哈爾至暖揮的西部幹線；一是聯繫京奉路，經由海龍、吉林到佳木斯的東部幹線。張作霖還籌備建築葫蘆港。其計劃是企圖通過自建鐵路，把奉、吉、黑以及內蒙聯繫起來，以葫蘆島做吞吐港口，同時，在南滿鐵路的沿線設卡征收貨場稅等，用以限制日本利用南滿鐵路獲得利益。

從1925年以後，東北出現了一個東三省當局和商民投資修建鐵路的熱潮，這對打破日本長期控制東北鐵路幹線和壟斷鐵路運輸的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對此日本深為不滿，認為東北修築的鐵路是南滿鐵路平行線，嚴重影響了其在滿蒙的權益。為此，日本曾多次向張作霖提出警告和抗議，反對中國建路築港。張作霖對日本的抗議和警告，未加理睬。張作霖與日的矛盾日益尖銳。

1927年6月，日本在東京召開了「東方會議」，決定採取所謂「滿蒙積極政策」，會議之後，田中內閣先後派遣日本駐奉總領事吉田茂、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裁山本條太郎，採取軟硬兼施的手腕，迫使奉天當局解決滿蒙鐵路懸案，而張作霖在處理這一棘手問題時均採取拖延策略。

1927年8月4日，吉田茂開始與奉天省長莫德惠進行交涉，要求東北當局立即停止自築鐵路和不得反對日本在臨江設領事館，並威脅奉方，如不接受上述要求，日本將考慮禁止京奉線專業列車通過滿鐵附屬地，南滿鐵路拒絕載運奉軍，張作霖對吉田茂的強硬態度非常反感。

強硬外交失利後，日本決定採取懷柔的方法，派遣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作為首相特使與張作霖秘密會談，山本選派與張作霖素有深交的江藤豐二與町野武馬與張進行初步交涉，1927年11月15日，迫於內外壓力，張作霖在日方草擬的《滿蒙新五路協約》上只簽了一個「閱」字，這是張作霖在對日外交中所採用的一貫做法，以備日後翻悔之用。

根據協約規定，中國委託滿鐵建造五條鐵路，即敦圖、長大、挑索、延海。張作霖深感這五條鐵路好像插在橫貫滿洲的東滿（中東）鐵路上的五把鋼刀，在軍事上很有價值。他自知《滿蒙新五路協約》不僅僅是鐵路問題，各鐵路還有附屬地，因此張作霖反對日本將密約變成公開正式協定的要求，總是推脫說如若那麼做，勢必出現民眾反彈，奉系將「不能保持其現在的地位」。對日本將密約變成公開協定的要求，總是採取拖延辦法，遲遲不辦理正式承包合同。

也因此在日本激進分子眼中，張作霖已成了日本在滿洲建立新國家的障礙，很難再成為他們推行滿蒙政策的好夥伴。經過精心策劃，1928年6月4日在皇姑屯事件中將張作霖炸死。皇姑屯事件的根源就是日本在滿蒙鐵路的侵略權益未得到滿足的結果。

張作霖被炸身亡後，張學良子承父業主政東北，日本決定和張學良就滿蒙新五路計劃繼續展開交涉。張學良深知答應日本鐵路要求的嚴重後果，因為這不僅是五條鐵路問題，各鐵路還附帶有租借地，這無異於將東北變成日本的附屬地，所以他採取了拒絕的態度。

1928年10月間，滿鐵向東北當局提出日本借款修築長大、吉會路問題。1928年10月3日，張學良召集張作相等人商議對日交涉問題，做出了拒絕日本滿蒙新五路借款要求的決議。10月7日，保安會正式答覆滿鐵交涉代表江藤豐二，保安會不承認新合同。

東北易幟後，1929年1月，日本派曾經擔任過張作霖顧問的町野武馬拜會張學良，試圖對鐵路問題做最後努力。1月10日，張學良與町野武馬舉行會晤。張學良宣稱，有關鐵路問題的談判權利已上交中央，拒絕與日方直接談判。

與張學良所進行的交涉失敗後，日方轉而與東北實力派人物楊宇霆私密商議，此前，楊宇霆在張作霖時代曾參與鐵路交涉，但張學良以「破壞統一，阻撓新政」的名義將楊宇霆及黑龍江省省長常蔭槐處決於帥府老虎廳，史稱「楊常事件」。

張學良在抵制日本路權交涉的同時，加緊修築東北自己的鐵路，為此他改組了東北交通委員會，確定了自建、自營、獨立發展東北鐵路的方針。

1928年7月至1931年9月，東北交通委員會主持修建了昂齊、齊克、挑索三條鐵路，完成了瀋海鐵路延長線、呼海鐵路北段、吉海鐵路等線路的路軌鋪設工作。

1930年12月，日本政府指派滿鐵出面與張學良進行滿蒙鐵路交涉。1931年1月22日，日本特派外務省亞洲局長、滿鐵理事木村銳市為代表與張學良進行了會晤。雙方商議決定就滿蒙鐵路的一些細節問題展開談判。為此東北交通委員會還成立了專門的交涉委員會，準備與日方談判。

但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致使日本政府與張學良間的滿蒙鐵路懸案交涉最終破產。

歷史影響：

中日滿蒙鐵路懸案交涉激化了張氏父子與日本之間的矛盾，並最終導致日本採取斷然的軍事行動，以武力實現了對東北的占領。有學者認為滿蒙鐵路懸案交涉的失敗是導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重要原因之一。

張氏父子圍繞著滿蒙鐵路懸案交涉與日本所展開的這場針鋒相對的較量，並未讓日本企圖以修建鐵路為名，擴大侵華權益的計謀得逞，可說是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利益，有力地配合了全國收回國權、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它是符合廣大東北人民意願的愛國之舉。

但也有專家認為，張學良在滿蒙鐵路懸案交涉中，一味聽命中央的思路和做法，影響到隨後出現的中日衝突，如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的處理，並最終導致了他執行了蔣中正的對日不抵抗政策，造成了整個東北淪陷。發生過程：

張作霖在統一東北乃至幾次入關角逐中央政權的過程中，均得到了日本的援助，為投桃報李，一度滿蒙五路計劃在張作霖的積極合作下，四平街-鄭家屯鐵路於1917年築成通車。鄭家屯-挑南、鄭家屯-通遼兩延長線的承建，也在張作霖與北京政府進行溝通下，順利達成交易。

鄭通線於1921年築通。日本按原計劃應接著修築鄭挑線，因第一次直奉戰爭，未能開工。戰後張作霖宣布東三省自治，日本從此越過北京政府徑自與張作霖交涉修築鄭挑鐵路。1923年，鄭挑鐵路全線通車。

1924年4月，日本政府指派滿鐵理事松岡赴奉天與張作霖進行會談，開始交涉修築開原一朝陽鎮、吉林一敦化、長春一大責、挑南一齊齊哈爾等四條鐵路。

這時張作霖正在積極加緊準備第二次直奉戰爭，為了獲得日軍軍費、軍械援助，當即答應了日本的全部要求，並責成王永江與日本進行談判，張作霖為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早年確有對日妥協與勾結的一面，致使日本對滿蒙鐵路權益的要求得到了一定滿足。

在東北的鐵路計劃得到張作霖的默許後，1925年9月，日本政府指使滿鐵重新確定了從1925年起20年內修建35條線，總長8828公里的「滿蒙鐵路網計劃」，激起東北民眾的強烈反抗。

1925年，東北興起收回國權運動，奉天、吉林、哈爾濱以及日本直接控制的旅大，接連發生群眾集會，提出收回旅大租借地、廢除不平等條約等要求。張作霖也想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力圖藉助英美等國的勢力，牽制貪得無厭的日本，由日本手掌中掙脫出來，以便獲得較多的獨立自主權。

張作霖不顧日本反對，於1924年成立了自營自建鐵路的領導機構和執行機構「東三省交通委員會」，開始築建東北鐵路網。

從1925年以後，張作霖以自行籌款方式，陸續建造了奉海、吉海、打通等鐵路。並計劃著手修建東北兩大幹線：一是從葫蘆島經由通遼、齊齊哈爾至暖揮的西部幹線；一是聯繫京奉路，經由海龍、吉林到佳木斯的東部幹線。張作霖還籌備建築葫蘆港。其計劃是企圖通過自建鐵路，把奉、吉、黑以及內蒙聯繫起來，以葫蘆島做吞吐港口，同時，在南滿鐵路的沿線設卡征收貨場稅等，用以限制日本利用南滿鐵路獲得利益。

從1925年以後，東北出現了一個東三省當局和商民投資修建鐵路的熱潮，這對打破日本長期控制東北鐵路幹線和壟斷鐵路運輸的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對此日本深為不滿，認為東北修築的鐵路是南滿鐵路平行線，嚴重影響了其在滿蒙的權益。為此，日本曾多次向張作霖提出警告和抗議，反對中國建路築港。張作霖對日本的抗議和警告，未加理睬。張作霖與日的矛盾日益尖銳。

1927年6月，日本在東京召開了「東方會議」，決定採取所謂「滿蒙積極政策」，會議之後，田中內閣先後派遣日本駐奉總領事吉田茂、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裁山本條太郎，採取軟硬兼施的手腕，迫使奉天當局解決滿蒙鐵路懸案，而張作霖在處理這一棘手問題時均採取拖延策略。

1927年8月4日，吉田茂開始與奉天省長莫德惠進行交涉，要求東北當局立即停止自築鐵路和不得反對日本在臨江設領事館，並威脅奉方，如不接受上述要求，日本將考慮禁止京奉線專業列車通過滿鐵附屬地，南滿鐵路拒絕載運奉軍，張作霖對吉田茂的強硬態度非常反感。

強硬外交失利後，日本決定採取懷柔的方法，派遣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作為首相特使與張作霖秘密會談，山本選派與張作霖素有深交的江藤豐二與町野武馬與張進行初步交涉，1927年11月15日，迫於內外壓力，張作霖在日方草擬的《滿蒙新五路協約》上只簽了一個「閱」字，這是張作霖在對日外交中所採用的一貫做法，以備日後翻悔之用。

根據協約規定，中國委託滿鐵建造五條鐵路，即敦圖、長大、挑索、延海。張作霖深感這五條鐵路好像插在橫貫滿洲的東滿（中東）鐵路上的五把鋼刀，在軍事上很有價值。他自知《滿蒙新五路協約》不僅僅是鐵路問題，各鐵路還有附屬地，因此張作霖反對日本將密約變成公開正式協定的要求，總是推脫說如若那麼做，勢必出現民眾反彈，奉系將「不能保持其現在的地位」。對日本將密約變成公開協定的要求，總是採取拖延辦法，遲遲不辦理正式承包合同。

也因此在日本激進分子眼中，張作霖已成了日本在滿洲建立新國家的障礙，很難再成為他們推行滿蒙政策的好夥伴。經過精心策劃，1928年6月4日在皇姑屯事件中將張作霖炸死。皇姑屯事件的根源就是日本在滿蒙鐵路的侵略權益未得到滿足的結果。

張作霖被炸身亡後，張學良子承父業主政東北，日本決定和張學良就滿蒙新五路計劃繼續展開交涉。張學良深知答應日本鐵路要求的嚴重後果，因為這不僅是五條鐵路問題，各鐵路還附帶有租借地，這無異於將東北變成日本的附屬地，所以他採取了拒絕的態度。

1928年10月間，滿鐵向東北當局提出日本借款修築長大、吉會路問題。1928年10月3日，張學良召集張作相等人商議對日交涉問題，做出了拒絕日本滿蒙新五路借款要求的決議。10月7日，保安會正式答覆滿鐵交涉代表江藤豐二，保安會不承認新合同。

東北易幟後，1929年1月，日本派曾經擔任過張作霖顧問的町野武馬拜會張學良，試圖對鐵路問題做最後努力。1月10日，張學良與町野武馬舉行會晤。張學良宣稱，有關鐵路問題的談判權利已上交中央，拒絕與日方直接談判。

與張學良所進行的交涉失敗後，日方轉而與東北實力派人物楊宇霆私密商議，此前，楊宇霆在張作霖時代曾參與鐵路交涉，但張學良以「破壞統一，阻撓新政」的名義將楊宇霆及黑龍江省省長常蔭槐處決於帥府老虎廳，史稱「楊常事件」。

張學良在抵制日本路權交涉的同時，加緊修築東北自己的鐵路，為此他改組了東北交通委員會，確定了自建、自營、獨立發展東北鐵路的方針。

1928年7月至1931年9月，東北交通委員會主持修建了昂齊、齊克、挑索三條鐵路，完成了瀋海鐵路延長線、呼海鐵路北段、吉海鐵路等線路的路軌鋪設工作。

1930年12月，日本政府指派滿鐵出面與張學良進行滿蒙鐵路交涉。1931年1月22日，日本特派外務省亞洲局長、滿鐵理事木村銳市為代表與張學良進行了會晤。雙方商議決定就滿蒙鐵路的一些細節問題展開談判。為此東北交通委員會還成立了專門的交涉委員會，準備與日方談判。

但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致使日本政府與張學良間的滿蒙鐵路懸案交涉最終破產。

歷史影響：

中日滿蒙鐵路懸案交涉激化了張氏父子與日本之間的矛盾，並最終導致日本採取斷然的軍事行動，以武力實現了對東北的占領。有學者認為滿蒙鐵路懸案交涉的失敗是導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重要原因之一。

張氏父子圍繞著滿蒙鐵路懸案交涉與日本所展開的這場針鋒相對的較量，並未讓日本企圖以修建鐵路為名，擴大侵華權益的計謀得逞，可說是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利益，有力地配合了全國收回國權、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它是符合廣大東北人民意願的愛國之舉。

但也有專家認為，張學良在滿蒙鐵路懸案交涉中，一味聽命中央的思路和做法，影響到隨後出現的中日衝突，如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的處理，並最終導致了他執行了蔣中正的對日不抵抗政策，造成了整個東北淪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