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國學會於北京成立，此時，新文化運動早已結束，“五四”學生運動基本告一段落，“主義”的角逐與新生社團的大量出現，成了那時節的社會生態，而新文化一代老師輩思想取向上的分歧也已經肇端於世。從人員的組成看，少年中國學會中既有原《新青年》編輯部老師輩中的李大釗，也有屬於學生輩的王光祈、鄧中夏、惲代英、黃日葵、徐彥之等；從地域上看，會員分佈在北京、成都、南京以及法國巴黎，這些也給學會本身的持續發展帶來了困難。

李大釗和王光祈是這個學會的發起人，會員最後發展到108人，主要包括以下三種人：（一）嚮往俄國十月革命的人；（二）因反對日本侵佔山東而歸國的一部分留日學生；（三）從事愛國運動的國內各學校學生。

這個學會的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還有四條信約：（一）奮鬥；（二）實踐；（三）堅忍；（四）儉樸。凡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納妾的人、做官的人均不能成為會員，即使已經做了會員出現上述情況，也要清退出會。學會出版了《少年中國》，由李大釗任主編；還出版了《少年世界》，鄧中夏是主要負責人。《少年中國》為月刊，每年出12期為一卷，李大釗、惲代英等曾在刊物發表過文章；1922年7月後曾休刊7個月，1924年5月停刊，共出4卷，48期。

這個學會分散在國內各大城市，都同情或直接參加五四運動，後來雖然因為會員的立場觀點不同走向分裂，但在當時對於五四運動起了很大的聯繫作用。北大校長蔡元培曾評價說：“現在各種集會中，我覺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國學會。因為他的言論，他的行動，都質實的很，沒有一點浮動與誇張的態度。”

少年中國學會在成立一年之後，不但和別的社團聯合起來，形成了統一戰線，在任務和工作方面也漸漸地由朦朧而顯明，比先前更實際更具體。學會中的最高領導機構是評議會，李大釗、惲代英、楊賢江、黃日葵四位是評議員。少年中國學會的成員雖然相當複雜，思想也極不相同，但是在當時會員中有許多共產主義者，並且擔負著少年中國學會的領導任務。第一屆執行部主任是王光祈；第二屆是左舜生（1920年接任）；第三屆是陳啟天（1923年接任）。

接下來的兩年內，少年中國學會創辦了多種雜誌，積極引介歐美的心思想給國人閱讀，並且推動工讀互助團、新村運動等小組織，希望進而改革中國舊社會，少年中國月刊一卷二期便寫道：“如要得到學術上的進步，精神上的快樂，保持高尚的人格，改善不良的生活，免除家庭的苦惱等等目的，只有少數人去實行新生活的小組織，以勞動所得，自立互助，進而改革社會。”

少年中國學會的出版刊物在知識思想界所發揮深遠的影響是有目共睹的，但他們對於理論的實踐卻不盡理想。主要原因是不合時宜且不切實際，胡適在《工讀主義試行的觀察》一文就提到：“照我個人的愚見看來，我們在北京發起的工讀互助團的計畫，實在是太草率了，太不切事實了。”因此，那些小組織的運動，在北京與一些城市勉強實行一些時日後，多半後來皆無疾而終了。

1921年7月1日，少年中國學會第二屆年會在南京召開。大會為期三日，氣氛緊張，主要因漸漸有會員或偏向國家主義，或偏向社會主義，或偏向無政府主義，因此難以凝聚共識，甚至組織需不需分裂，分裂方法也列入議程，可見當時僵局之固。會議著重討論了學會的宗旨和主義問題，鄧中夏、高君宇等共產主義者在會上與右翼分子左舜生、陳啟天展開了面對面的爭辯，主張學會應確定社會主義方向，並成為思想行動一致的進步的政治團體。左舜生、陳啟天等反對學會規定主義，特別是反對規定社會主義，堅持學會只能從事改良主義的社會活動，反對學會進行政治革命。許多中間派會員也不主張學會規定主義，希望學會維持相容並包的狀況，成為一個純學術團體。

會議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表決，結果有17人同意學會應研究、確定主義；少年中國學會開始出現分裂的趨勢。參與政治與否的問題，一直像一個網羅一樣籠罩著少年中國學會。

1922年，夏天的杭州年會，政治活動與社會活動之爭論再起，鄧中夏、黃日葵、惲代英、楊賢江等人主張政治運動，餘或堅持學會精神，以“學問”、“事業”為目標，或主張參與政治而不得同流合污，或主張須參與政治需有監察機制，議論紛紜。

1922年夏天以前，學會會員更陸續加入政黨，鄧中夏、黃日葵、毛澤東、惲代英、趙世炎、高君宇、劉仁靜等人因李大釗的引介，入籍共產黨。

1923年、1924年時，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陳啟天、何魯之、張夢九等人也加入青年党為黨員。

1925年7月17日至7月20日，少年中國學會又再度在南京召開年會，與會者只有十八人，但由於出席者不乏共產黨員、青年党員與遊離與主義中的中庸份子，因此，討論依舊無甚統一結果。由是而設立改組委員會，主導調查與改組事宜，後因意見始終無法得獲一致，始終也沒能再召開年會，從此會務停頓，已形同消散了。

1925年底，學會因會員發生分化而停止活動。

歷史影響：

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們秉持著一股愛國、救國的熱情而凝聚在一起，為挽救中國於列強環伺、國力虛弱的危亡處境中，作為一個學會，這群人不止本著純潔的科學精神做實在的研究，更強調在社會上的實際影響。他們創辦《少年中國》等刊物以傳播新思想、推行勤工儉學等社會活動以培養國力，其理想是創造一個永不老大的少年中國。會員雖然不多，卻遍及海內外，北京、南京、濟南及天津皆是其活動範圍，甚至有巴黎分會，而東南亞的華僑也是學會刊物的重要讀者。

（資料來源，參考：維基百科、析世鑒、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