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棲霞鄉師為了在校東面山頭上建一座氣象臺，鄉師學生和棲霞寺僧人發生爭執，乃至毆鬥，互有人員受傷。南京的《中央日報》《朝報》《南京人報》《扶輪日報》等多家報社的記者趕來棲霞採訪。從南京社會輿論反映來看，總體上似乎對棲霞寺僧人一方不利，但戴季陶對寺僧的幕後全力支持，很快就產生了作用。

南京棲霞鎮外九鄉河畔，有一座古舊的戴氏宗祠，灰磚黑瓦，戴家圩村就在祠堂的東北邊，為一自然村落。中央考試院院長戴季陶曾兩次來到這裡祭拜過祖先神位，並捐過善款。戴季陶常去棲霞寺燒香拜佛，與寺中監院明常、知客僧若誠及法舫等僧人關係混得很熟，便插手此事。

1935年6月，戴季陶與南京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監察院長于右任、憲兵司令谷正倫、內政部長薛篤弼等人疏通、打招呼，於是，明常、法舫、若誠等僧人勇氣倍增，他們多方活動，又給國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汪精衛等政要寫信，請求主持公道。

1935年秋，寂然出任監院。雙方的對抗並未停止，但較之前一、二年劍拔弩張的氣氛而言，已趨向於理性，學生和僧人都避免發生衝突。寂然不事張揚地開展公關，爭取社會各界的理解和支持。他特別向外界披露寺方的困難和弘揚佛教理念、樂善好施的精神，請求上海玉佛寺、鎮江金山寺、定慧寺、南京清涼寺、雞鳴寺、北平碧雲寺、蘇州護國寺、虎丘靈岩寺等名刹主持監院和方丈高僧的公開支持，廣造聲勢，又以棲霞寺名義參加各地慈善賑災活動……無疑，寂然的策略要比其前任高明些，他的做法讓黃質夫感受到一種壓力。

寂然也曾試圖與棲霞鄉師和解，在當地戴姓族長戴禮門安排下，他與黃質夫在棲霞寺山門外的紅景精舍晤面。兩人各坐一方，清茶一杯。寂然先就表示，他一直很讚賞黃質夫給棲霞鄉師制定的任務——“救百萬村莊的窮，化萬萬農工的愚，爭整個民族的臉”，認為很有見地，符合蔡元培、胡適等人提倡的“教育救國”精神。寂然表示，希望黃質夫能體諒寺方的困難，若確需擴建校舍，則可協商，但鄉師方應作出一攬子補償云云。黃質夫也隱隱體察到寂然的善意，但他仍憋不下鬱積胸中的怨氣，他感到棲霞寺方丈得到戴季陶等人的幕後支持，太頑固了，太難纏了，幾年裡耗去了他太多的精力。於是黃質夫表示：“新式教育和科學進步乃是時代的主流，貴寺理當為孩子們作出讓步。我們實在不願干擾貴寺和尚們與晨鐘暮鼓、古佛青燈相伴的生活，但真的校舍太小啦。說不定有一天，我的學生會抬上課桌椅進入貴寺殿堂裡上課呢？”

這也許是黃質夫一時的氣話，但一向從容淡定、睿智沉穩的寂然法師也沉不住氣了！他勃然大怒，起身雙掌合十作個揖，怏怏而去，這次會晤不歡而散。其後一二年裡，棲霞寺與棲霞鄉師的矛盾有增無減，黃質夫有著祖上湘人特具的倔強個性，認准了的事理不會改變。但他漸漸地也感到自己的立場過於強硬，有心與寂然法師和解，達成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但隨著時局的變化，雙方已失去心平氣和坐下來談判的機會。

1935年11月中旬，馮玉祥在副官警衛的陪同下，來到棲霞寺，觀賞了陸羽亭、桃花澗、舍利塔、藏經樓等景觀。在方丈室，寂然、大本、志本等3位當家僧人接待了馮玉祥將軍。寂然請大本和志本兩位先暫時避開，自己與馮將軍相對品茗。

在談話間，寂然向馮玉祥訴說了寺院方與省立鄉師聚訟數年的衝突與自己的煩惱；馮玉祥很欣賞寂然法師寧靜的氣度和淵博的才情，感到這位僧人是閱歷頗深、辦事沉穩、憂國憂民的高僧。於是，馮將軍詳細問明其中緣由。

這件地產之爭，廣受社會關注並驚動了國民黨高層；支持棲霞鄉師的是陳果夫，當時的省警察廳長王固磐、省教育廳長周佛海等都以陳果夫的馬首是瞻。戴季陶則是棲霞寺的支持者，他提出讓棲霞寺發動各個寺院、尼庵的出家人集中到南京城內，向政府遊行請願。

寂然法師再三表示，他與戴季陶只是一般關系，他認為遊行請願的方式，在國難當頭之際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而且這個土地之爭的問題只是一個觸點，它僅僅是國民黨上層的派系之爭的外部反映，出家人不宜介入這種爭鬥，這也有違佛教理念。他希望能夠平等協商，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式解決，不要因這個問題影響了抵禦外侮的准備，而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內政部長薛篤弼的態度。

薛篤弼當年是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旅部秘書長兼軍法處長，深受馮玉祥的信任。在棲霞山的土地之爭中，陳果夫本已傾向棲霞鄉師，但看到戴季陶等人反映強烈，便把此事推給了內政部長薛篤弼，由他做最後定奪。寂然法師從國民黨高層獲悉了此事，所以就有了這次談話。

馮玉祥將軍來過棲霞寺的第3天下午，內政部的一名辦事人員乘車來到了棲霞寺。將該部對黃質夫申請報告書的批復函複製件交給寂然法師。此函明確表示“爭地產事件，經部辦公會議研究，擬同意維持現狀，棲霞鄉師必須退出有爭議地區。損壞圍牆，應由校方修理……”很顯然，馮玉祥將軍回城後找了薛篤弼，講述了他的理由，而薛篤弼支持了老上司的建議。後來，這段往事還被載入了《棲霞山志》等地方史料中。

歷史影響：

1937年南京大屠殺期間，棲霞寺的寂然法師堅守土地，營救了2.4萬名難民，堅持了4個月。期間，他先是向周圍地主化緣，後來又跑到安全區、敵佔區偷糧食，棲霞寺僧眾的所做所為，真正做到了觀世音菩薩尋聲救苦的最高慈悲境界。

黃質夫這位教育家並非‘得理不讓人’，而是作了內心的理性反思；至於寂然法師，也感到黃質夫這位獻身鄉村教育事業的校長乃是出於公心，已有心作出讓步化解仇怨。然而，抗戰全面爆發，戰火彌漫，神州遭劫，黃質夫帶領部分師生西撤湖南、貴州，兩人最終失去和解的機會。

1939年，寂然法師積勞成疾，鬱鬱而終。

抗戰勝利後，黃質夫載譽返回南京，當他得知抗戰初棲霞寺寂然法師和僧眾們勇敢保護難胞的事蹟後，飽經憂患的心靈受到強烈的震撼。他曾不止一次拄杖登上棲霞中峰，探望寂然法師的墳墓，以表敬意。風晨月夕，朝朝暮暮，他常聆聽古寺梵音和棲霞中學學生們的琅琅讀書聲，陷入沉思。實際上，黃質夫的心與寂然法師的心是相通的啊！

（資料來源，參考：佛教網、人民網、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