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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特貨生意
時間
1941 ~ 1947
地點
延安
相關人物
任弼時
、
謝覺哉
、伍效高、霍維德、龍國華、
林伯渠
、張邦英、
王震
、曹力如、梁愛民、
毛澤東
、
賀龍
、王錫富、孫敬之
資料來源：阿波羅新聞網
背景
過程
期刊
專書
照片
其它
簡介：
抗戰期間，中共被國民黨趕到西北後，因不抗日反打國民黨軍隊，被國民黨斷了經濟來源，經濟因此捉襟見肘。為了實現發展壯大的目的，中共領導人遂在南泥灣開荒種鴉片，並販賣到國統區和日占區。
《延安日記》中提到：“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一二零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裡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專員。”
背景：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紅軍被改編成八路軍和新四軍，每月國民政府撥款60萬元（法幣）。從1937年到1940年，陝甘寧邊區的財政收入主要靠外援，比例占到51.69%-85.79%，合計為82.42%。外援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國民政府撥發的經費，二是海外華僑及後方捐款，而前者為較多。
由於國共軍隊衝突，1940年11月起國民政府即停止撥款，繼而對邊區進行封鎖，從而使邊區的財政經濟陷入了極大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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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過程：
延安，40年代初，往年根據地生產出的棉花、布匹，一車車拉出去，換不到什麼根據地急需的用品；近些年來，改為種鴉片，一車車鴉片拉出去，一車車的槍支彈藥、食鹽和醫藥等急需品滿載而歸，延安蘇區根據地一天天地擴大著……
這是中共一份‘內部參考’中的一段文字資料。
種植罌粟、販賣鴉片，延安時期黨政軍學、部隊機關多有參與，謝覺哉在日記中多處提到中共在延安時期經營「特貨」、「種某物」。
「特貨」就是鴉片，在上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用「特貨」指代鴉片是一個約定俗成的普遍用法。在貴州從事鴉片生意18年的商人伍效高說，當時鴉片商人以「特貨」指代鴉片，經營鴉片的商行被稱為「特商」，鴉片稅叫「特稅」。
當年軍隊走私鴉片產生的糾紛案中也提供「特貨」即是鴉片的資訊。8月24日下午（年份不詳，疑為1942年），邊區政府財政廳副廳長霍維德率領禁煙督察隊到綏德義和鎮「督征特產兼查緝私貨」，區政府即向督察隊報告，說龍國華在義和鎮私販煙土。龍國華為留守兵團供給部管理科長，當時在其住處（出差住店）搜出鴉片30兩。龍國華態度強橫，拒絕接受檢查，與督察隊先謾罵進而相互毆打。事後，11月12日，留守兵團組織部寫信給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說被搜出的鴉片不是龍國華的。龍國華在給賀龍等兵團領導遞交的報告中說，督察隊「將店內收（搜）出之特貨，誣認為我所購」，同時還告了霍維德一狀，說他「以殘酷手段對待革命同志，實有違黨中央之政策」，要求為自己清洗恥辱。林伯渠收到材料，轉給了財政廳。在這個事件中，「特貨」、「鴉片」、「煙土」是同義詞，清楚顯示「特貨」就是鴉片。
1942年邊區高幹會上，毛澤東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政工作總方針，1943年初，為統一陝甘寧、晉綏兩解放區財經領導，成立西北財經辦事處，由賀龍親自領導。該年，特別主要的是這一年晉綏給以很大的幫助，送來大量特產，並由陝甘寧代銷晉綏特產抽20%的貿易稅，作為財政收入，其餘作為財政家務之積累，這樣建立了雄厚的家務，使黨政軍人員生活，進入相對的豐衣足食程度。
1943年8月1日，延屬地委發布了一個關於禁種特產規定的秘密通知，由時任延屬地委書記張邦英、代專員王震、延屬分區專員兼延安市市長曹力如聯合簽署。「秘密通知」多次提到「煙苗」、「煙戶」，要求：（一）立即深入的調查留有煙苗之人家、畝數、收獲量，以便有計劃的進行沒收，最低限度公家要沒收到全收入的80%。（二）在沒收時，煙戶最多只能留到20%。此秘密通知中提到了「特貨」，顯示「特貨」即是「煙苗」的出產品。
據當年受邊區政府財政廳委派，專門在隴東專區負責鴉片貿易的梁愛民回憶：「1941年11月，我調到了財政廳禁煙督察處，被派往隴東專區，從此開始了商業貿易。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戰，我們秘密經營大煙土。我黨是嚴禁吸毒的，經營煙土必須秘密進行。為了方便，我們不叫大煙土，而稱其為『土貨』或者『特貨』，後來稱做『肥皂』，論條論塊，最後正式定名為『土產』。」
從以上種種資料證據看來，在國難當頭之際，中共中央政治局對於販賣鴉片之事是頗為贊同的。雖然生活進入相對的豐衣足食程度，但是，另一方面也發生了嚴重的貪污和鋪張浪費現象。
歷史影響：
1947年5月，在東北行政委員會遼東辦事處工作的王錫富被分配到政委會開辦的元興商店工作。到總店報到後，才知道這個商店不是做買賣，而是經營大煙的，凡調去的同志都不願幹，爭著調出，經店領導開會動員，再三說明生產大煙對支持解放戰爭的重大作用，大家的認識才慢慢提高。後來，他被分配作複查員工作，任務是「確定每畝煙的生產產量，收割後再複查是否達到預定的數量」、「確定畝產煙量時，要根據煙的品種、土質的肥沃程度，煙苗的疏密，長勢情況及煙桃能割漿的刀數等條件來核定。
1947年，東北行政委員會在臨江、長白、扶松、蒙江等縣大量播種罌粟。直接由元興商店經營管理，由總店負責組織領導，總店下設四個分店，每縣設一分店。當時，總店經理由遼寧省公安局秘書長孫敬之兼任。
由此得知，種鴉片的地區，在中共歷史上，不止於陝甘寧邊區，時間也不限於延安時期。與將鴉片生產和貿易合法化、並不斷地運往國統區和敵佔區去戕害同胞的中共相比，提倡“新生活運動”、禁止鴉片的國民黨在道德和行為上都是遠遠超過的。
（資料來源，參考：大公網、文史網、阿波羅新聞網、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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