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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第一個以身殉職的記者
時間
1903年07月19日 ~ 1903年07月31日
地點
北京
相關人物
沈藎、慈禧太后、肅親王、莫理循、
章士釗
、章太炎、
鄒容
、
載澤
、
胡惟德
、慶寬、吳式釗、譚嗣同、
唐才常
資料來源：文史網
背景
過程
期刊
專書
照片
其它
簡介：
晚清政府，已經不是一個最高統治者可以無法無天的時代。慈禧一怒之下處死一個記者，最終卻引來了一連串難以應對的後續效應。
背景：
沈藎早年致力於維新運動，戊戌變法時常與譚嗣同、唐才常等提倡變法的人士交往，與這些人思想相近。
1900年，沈藎離開日本來到上海，與唐才常等人一同組建了正氣會，後改名為自立會，自己任幹事之職。後來該組織創建了自立軍，共有七軍，沈藎為右軍統領，管轄六個營。沈藎前往漢口做起義的籌備工作，並聲明“我等認為滿洲政府不能治理中國，我等不肯再認它為國家，變舊中國為新中國，變苦境為樂境”並要以“新造自立之國”為目標。7月24日，沈藎趕赴新堤，研究在該地進行起義的詳細事宜，並計劃8月15日發動起義。
但後來起義提前於7月28日發動，突襲清軍水師營，但是外援不及，以失敗告終，沈藎又回到上海。其後，沈藎潛入北京、天津一帶，並在天津被聘為記者，明中從事新聞工作，暗中繼續進行反清活動。沈藎曾以古董商人之身份作為掩護，並因其博學多才，擅長交際，與清政府高層一些人物和一些在華外國人有所來往，常能夠打探到一些秘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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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過程：
1903年夏，據《大公報》報道，肅親王奉旨在虎坊橋抓獲三名“嫌犯”。對於“被拿之故及所拿者何人”，《大公報》也不太清楚，只能“俟訪明再布。”
就這一次看似平常的抓捕，最終卻引起了軒然大波。被抓的人中，一個名為沈藎的記者後來被慈禧杖刑處死。
1903年，沙俄拒不履行1902年簽訂的《交收東三省條約》，不願意從東北分期撤兵，還提出新的七條要求。當時，剛剛從八國聯軍進京，狼狽西逃的陰影下走出來的慈禧，不敢抗爭，希望和沙俄締結一項密約，來處理這一問題。
沈藎在日本一家報紙供職，密約簽訂之前，從權貴之口得知中俄兩國要簽署密約後，決定探知密約內容，並最終從政務處大臣王文韶之子之手弄到了密約草稿。他隨後將其寄到天津的《新聞西報》（英文），該報當即予以原文刊登。密約內容公佈後，國內國外各媒體競相轉載，輿論嘩然，國內民眾頗為憤慨。清政府處境窘迫，不得不宣佈放棄簽訂該密約。
密約洩密後，沈藎不僅沒有躲避清政府的追查，反而決定買通李蓮英殺死慈禧太后，並將此計劃告知其好友慶寬和吳士釗。結果此二人向慈禧太后告密，沈藎於7月19日晚在其北京的寓所被捕。
沈藎被捕後受到審訊。由於光緒皇帝出生於陰曆六月，該月有“萬壽月”之稱，習慣上不用極刑。而且當時朝廷正著手操辦慈禧太后生辰慶典，沈藎仍被下令“斬立決”。因喜事期間行刑不吉，慈禧太后才命令“著即日立斃杖”。
7月31日沈藎受刑。其間八名獄卒對沈藎的四肢和腿部輪流捶打，長達四個小時，沈藎始終未出一聲。其後行刑官以為沈藎已經斃命，下令停止，結果沈藎說：“速用繩絞我”，氣息微弱。行刑官乃將其絞死。
在清末，這是件影響力非常大的事，因為沈藎被殺形成的後果，使得慈禧本人對仗斃沈藎之事，也心生懊悔。而沈藎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殉職的記者，受仗斃之刑，極其慘烈。
當時《大公報》曾這樣報道：“拿來刑部之沈藎，於初八日被刑，……茲聞是日入奏，請斬立決。因本月係萬壽月，向不殺人。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改為立斃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此次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諳習。故打至二百餘下，血肉飛裂，猶未至死。後不得已，始用繩緊繫其頸，勒之而死。”
沈藎臨死還寫了幾首詩，同年8月4日，天津《大公報》公開發表沈藎絕命詞四首，較為人知的是最後一首：
今年三十有一歲，贏得浮名不值錢。從此興亡都不管，靈魂歸去樂諸天。
杖斃沈藎後，上面還交代刑部，以病故為名遮掩死因，但沈藎身體強壯，加上僅僅入獄一晚就死於非命，當然遮掩不住。不久，關於沈藎案的報道鋪天蓋地，所產生的影響也不是慈禧所能預料的。輿論批判的焦點，是慈禧沒有經過審判就直接行刑的行為，還有對言論犯罪的重刑判決。
此時，有一個英國人憤怒異常，那就是莫理循。他對這件事情的評價頗為激憤，他說，“那個該殺的兇惡老婦人慈禧太后”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愚蠢，使沈克威（即沈藎）被亂棍打死，引起滿洲人的很大驚恐。”
他認為，沈藎被殺所帶來的反對浪潮，連晚清政府都沒有料到。以至後來的《蘇報》案等事件上，晚清政府不得不收斂起來，也不得不開始炮製一個像樣的新聞法。
莫理循當時是英國《泰晤士報》駐中國的記者。當《泰晤士》開始發展國外報道的時候，它派駐國外的記者，往往有“第二大使”的稱號。莫理循正是這樣一位“第二大使”。
歷史影響：
沈藎的慘案被《大公報》等報紙公開後，引起全國性的排滿風潮。
9月14日，《大公報》的報道說，沈藎杖斃之後，各國公使夫人在覲見慈禧太后時都為沈藎喊冤，慈禧也頗有悔意，表示自己已面諭廷臣，會黨要嚴拿，但千萬不可株連良善，以致喪失人心。清廷之所以沒有堅持引渡“蘇報案”當事人章太炎、鄒容，就與沈藎之死大有關聯。
可以說，沈藎用自己的犧牲，換來了後面更為寬容的言論空間，他在言論自由方面作出巨大的貢獻，推動新聞自由的發展。
此後的租界成了晚清的相對擁有新聞自由的區域，上海的言論界、出版界都集中到了租界。清政府把言論徹底趕到了自己難以控制的租界中，也間接地為自己製造了更多的麻煩。
沈藎案、《蘇報》案，還有《大江報》案等一系列和言論自由有關的案例，讓清政府開始反省僵化的輿論鉗制政策。
1906年，奉命出洋考察憲政的載澤等5大臣先後回國，在給清政府的奏摺中，他們提出“定集會言論出版之律”。
1906年開始，《大清印刷物專律》《大清報律》等新聞相關的法律相繼出台，新聞立法的道路已經開始。
（資料來源，參考：百度百科、文史網、阿波羅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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