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之所以提出這一悲壯口號，乃是因為當時彌漫在國民政府軍政界的“不抵抗論”，1937年1月1日，李宗仁在《東方雜誌》新年特大號上發表《民族復興與焦土抗戰》一文，痛批了五種宣導“不抵抗”的觀點：“夷考此種不抵抗論之產生，不外基於下列各種觀點，第一、認為國際條約正義公理之可恃，故吾人與其以自力犧牲抵抗，毋寧向國際列強申訴，或乞靈於國聯盟約，或乞靈於華盛頓公約或凱洛格公約，期能在國際勢力干涉之下，以確保中國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第二、認為日本以一蕞爾小國，決不能併吞中國全土，其侵略慾望，或僅在於邊疆局部利益，一侯慾望滿足，中日關係即可調整；第三、認為中國國力不充，實不堪與日本一戰，與其抗戰召亡，毋寧忍辱和平，徐圖準備；第四、認為中國內部尚未臻於統一，共匪尚未肅清，實不能與日本作戰，必須侯內部徹底安定，然後始能對外；第五、認為日俄、日英、日美之衝突日益尖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爆發當在不遠，故中國此時必須隱忍自重，以徐待國際機會之到來。基於上述各種觀念之交互綜錯，於是構成中國數年來不抵抗之事實。”因此李宗仁大聲疾呼：“必須堅決反對依賴論，準備論，機會論，唯武器論，物質對比論等等，一切不抵抗論。……要救國，首先要樹立自信心，自信自勉，下一個最大的決心，這個決心就是持久戰的決心，就是焦土抗戰的決心。”

如何實行“焦土抗戰”呢？李宗仁主張從兩個方面入手：1、堅壁清野，打持久戰：“日本利在速戰，而中國則以持久戰困之，日本利於主力戰，而中國則以游擊戰擾之，日本利在攻佔沿海重要城市，而我則利用內陸及堅壁清野之方法以苦之……則敵必疲於奔命，無法速結戰局。戰局一經延長，則日本內部及其在國際關係上之矛盾，將日益擴大，最後結果，必陷於空前慘敗。”；2、實行全民戰爭：“這一次抗戰是整個民族的戰爭，是全體國民性的戰爭。……加強民眾組織，實行全體動員，使我四萬萬人都能站立起來，抵禦日寇，只有這樣一座新的長城，是敵人無論如何殘暴、兇惡也不能攻破的。”

全面抗戰開始後，面對華北、淞滬戰場的慘痛損失和日軍氣勢洶洶的進攻鋒芒，李宗仁所描述的幾種“不抵抗”觀點又開始活躍，而此時，在諸種抗戰主張中，唯有“焦土抗戰”論最為堅決底氣最足，也最具感召力，同時其具體的策略主張也最能適應抗戰時局。因此，極需鼓舞軍民士氣的蔣中正開始接受並宣導“焦土抗戰”的主張，但蔣所理解和積極推行的“焦土抗戰”措施主要側重以下兩點：一是李宗仁所主張的“堅壁清野”，跟日軍打消耗戰，比如薛岳在第一次長沙會戰中是這樣做的：“一面屯備糧彈，更將戰地公、鐵、驛路徹底破壞，使敵機械化部隊不能運用；將戰地民眾物資疏藏於公鐵路三十裡外安全地帶，使敵無食無用”；二是“自我焦土”，即“我們自動對於我們將丟棄撤退的地方付之一炬”，主要目的在於防止物資為敵所用。比如據何成睿說：“在撤出武漢前，蔣中正曾‘交下火燒武漢計畫書一大部，用十行紙寫者約200頁’。因當時武漢空氣緊張，今皆以焦土政策為天經地義，反對之，此皆被目為落伍分子，故無人敢言”。

在國軍抗日的眾多戰役中，能夠完美詮釋“焦土抗戰”政策的戰例很多，其中最典型當屬1943年的常德會戰，其慘烈程度和將士用命死守孤城的決心絕對堪稱“焦土抗戰”的典範，而其在站前“堅壁清野”中所做的諸種準備，也很好的做到了“堅壁清野之方法以苦敵”，並且還沒有給百姓造成無謂的傷亡。其具體做法如下：

設置障礙，切斷交通。首先是破壞公路。當時，常德有三條公路線，共計百餘公里，規定每隔30公尺，在公路橫斷面上挖成10公尺寬，5公尺深的深坑。由縣政府徵集民工進行破壞。全縣32鄉鎮按人口數分派任務，每鄉鎮大概分擔3-5公里，約有幾千上萬的土方。

破壞鄉村要道。將鄉村各交通要道，每隔幾十公尺挖掘丈餘寬人多深的地道，平時在上面鋪蓋木板，便於人們通行，敵人來犯時，便將木板拆掉。

有計劃地實行全城大疏散。從抗戰初期常德被敵機轟炸起。一些大商富戶為了避免敵機的轟炸，早已將自己的財物疏散到農村。老幼婦孺亦已陸續遷居鄉間。會戰前夕，留在城市的是些機關職員、貧民與小商小販。為了使市民迅速離開城市，五十七師還派出士兵幫助老弱市民搬送物資出城，不取分文報酬。在渡河的船上派兵維持秩序，每船一兵，不許船戶貪載，不許勒索多收渡資。因此，渡河秩序並然，截至11月10日，城內已經空無一人。”

由此可見，“焦土抗戰”若運用得當，作為抗戰手段的確還是很成功的。

1938年11月12～13日的長沙大火一直使得蔣中正的“焦土抗戰”政策飽受詬病，但看一下當時批判者的言論就可以知道，他們從來沒有把矛頭對準“焦土抗戰”政策本身，他們所不滿的，都是國民政府的操作失誤與疏散百姓上的失責。

長沙大火的確是依據蔣中正“焦土抗戰”政策提前佈置的。11月12日張治中又接到蔣中正侍從室副主任林蔚的傳諭電話：“我們對長沙要用焦土政策”。旋又接到電報：“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毀。”根據蔣的指令，酆悌、徐權到張治中處拿出一份焚城準備綱要，同時，張還和酆徐二人商定：“下命令還不夠，要等到接命令後，先放空襲警報，使人民逃避，等到再放緊急警報時，即開始行動。”

長沙大火之所以在日軍還在230里之外就燒了起來，的確是執行人員失誤所造成的。對於大火為何突然燒起，國民黨當局的解釋是：（一）由於地方軍警負責者誤信流言，臨時躁急慌張所致。（二）由於曾從事破壞準備之人員……激於民族義憤，以為敵將至，乃即自焚。”

雖然從張治中到蔣中正都承認有責任，各方的批評隨後也都紛至遝來，但基本沒有人說“焦土抗戰”有錯，都是在批評放火燒城並非真正的“焦土抗戰”， 在執行過程中的無能，以及沒有及時疏散百姓的失職。

歷史影響：

“九一八”事變後，面對日軍侵華的嚴酷現實，李宗仁總結了自中國軍隊進行抗日武裝鬥爭以來的經驗教訓，經過反復思考和研究，提出了“焦土抗戰論”。總體而言，“焦土抗戰論”在鼓舞民心士氣、消耗日軍戰力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具體說來，如常德會戰那般的“焦土抗戰”值得肯定；如長沙大火那般的“焦土抗戰”，則須反思。

（資料來源，參考：百度百科、中文百科在線、中國新聞網、騰訊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