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6月2日，陳光甫在上海創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地址在寧波路9號一幢老式洋樓，額定資本10萬，實際上僅7萬餘。當時資本在百萬以上的私營銀行就有鹽業、浙江興業、聚興誠、新華等10家，資本最少的中華商業儲蓄銀行也有25萬。因此，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一開業，就被人稱為‘小小銀行’，或者叫做‘小上海銀行’。大上海中的小銀行，倒也名實相當。

開業之前，於4月17日召開創立會，也就是首次股東會。股東共有7人，出席創立會的僅有4人，陳光甫當然是必到者，另外3人是莊得之、李馥蓀、王曉籟；未能到會的3位股東，分別由李馥蓀和王曉籟代表，李馥蓀當時任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分行經理，王曉籟是浙江蕭山通惠公紗廠上海辦事處主任。會上選出7名董事，也就是僅有的全部7名股東，董事會推舉莊得之為董事長，陳光甫為總經理。

陳光甫當時財薄力微，根基尚淺，社會聲望不算高，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還不及一個洋商買辦。上海商銀募資初期，不但沒有官辦銀行或資本雄厚的銀行可作押借款的道契，也未取得像錢莊那樣與洋商銀行進行業務往來的資格，投資者寥寥無幾，陳光甫任總經理，兼營業、拉存款、跑工廠、搞放款，晚上回行還親自為青年行員開班教書。

為此，陳光甫明確提出「服務社會」、「輔助工商實業，抵制國際經濟侵略」的口號。他把這一戰略性口號，作為上海商銀的經營方針，並作為行訓，要求全體行員必須遵守。在最短的時間內，上海商銀的服務態度和辦事效率，得到了絕大多數市民的認可，為人們所稱道，儲蓄存款大增，實力明顯提高。陳光甫曾經說過，「銀行是一針見血的組織」。就是說，銀行僅憑信用，就可以聚積社會不少資金，以供工商行業使用。

另外，上海商銀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特別注重小額儲蓄存款的吸收。當時，錢莊對於小額存款持輕視態度，根本瞧不上眼；特別是對於銀元存款，一般不付給利息。陳光甫則有金融企業家的獨特見解，他看到銀元的使用範圍必將日漸擴大，而小額儲蓄又有比大額存款更加穩定的特點。因此，陳光甫力倡上海商銀開辦小額存款，不嫌麻煩，務求廣為開展，這在當時的金融界是少有的。

接著，陳光甫又提出一元錢即可開戶的規定，這在當時金融界可以說是一花獨放。此舉引起了各界的不同反響；一般平民從心裡歡迎上海商銀這一舉動，欣賞它大眾化的特點，但金融界中也有人對此舉不以為然，並且故意難為。然而，上海商銀「一元開戶」的措施，初時雖遭人諷刺，後來卻備受歡迎。

當時，外國人在中國開設的可代辦旅行服務的機構主要有兩家，一家是英國的通濟隆公司，一家是美國人經營的通運銀行。這兩家外國企業在上海、香港等地設有分支機構，開辦代售旅行所必需的車船票等營業項目，幾乎包辦了中國人出國旅行的全部業務。外國旅行機構還發行旅行支票，這種支票被當時的中國人稱作‘通天單’。外國人利用這種機構賺了中國人的錢，而中國人卻沒有想到要收回這種權利。

1923年，上海商銀仿效美國運通設置「旅行部」；長途旅行，誰不願意盡量減少旅行途中的諸多繁雜事務，安安穩穩到達目的地？從別人的切身需要出發，為之提供某種便利、某種服務，豈有不受歡迎的？上海商銀的旅行部越幹越紅火，到旅行部來辦理購票、接洽事宜的人越來越多，隨著業務的逐步擴展，旅行部於1924年1月遷至四川路，獨立門戶，以利發展。後來，1927年6月1日起，旅行部與銀行分立，改稱中國旅行社，成為上海商銀的子公司。

由於總經理陳光甫敢於創新，經營精明，管理有方，上海商銀發展之迅速，在我國銀行業中，首屈一指。1926年時，上海商銀資本增為250萬元，資產總額超過4,700萬元，在全中華民國大陸地區以及當時英屬香港設有分行。

北伐時期，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經理兼廣州分行經理貝祖詒曾經把廣東情形專函報中國銀行總行，內稱‘南方聲勢很盛，軍事有把握’。中國銀行總裁馮耿光、副總裁張公權接到報告，決定由馮耿光以探親名義，回廣東原籍察看實情。察看一番後，馮認為南方成功的可能性確實很大，遂議決靠攏蔣中正。張公權母親在滬病危，張乘機留駐上海，陳光甫與張公權再度聚首，自然免不了一起議論時局，預測未來。

1926年夏秋間，北伐開始後，陳光甫收到一封孔祥熙的來信，約他去廣州；孔氏並託貝祖詒赴滬面見陳光甫，陳告廣東一切情形。一向穩健的陳光甫，並沒有應孔祥熙的函邀前往廣東。10月10日，北伐軍攻克武昌；11月8日，攻佔南昌；嗣後，國民政府宣佈以武漢為首都。1927年1月17日，身為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中正卻在南昌另立中央，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以南京為國民政府首都；寧漢分裂局面形成了。

蔣中正抵達南昌後，曾經有專函給時任「北四行」（鹽業、金城、中南、大陸四家銀行的合稱）聯合準備庫協理的錢永銘與陳光甫，邀請他們‘來潯漢一遊，聊敘積愫’。錢永銘應邀前往，陳光甫卻心懷顧慮，沒有前去。

1927年3月20日，北伐軍進駐上海龍華。次日，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經兩天一夜的激戰，起義獲得成功。起義過程中，上海市民代表會議第二次會議選舉產生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委員會。陳光甫與上海證券交易所理事長虞洽卿、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董事王曉籟等，名列被選出的十九名委員當中。

3月26日，蔣中正抵達上海；這時，蔣中正取得政權的形勢已成定局。當天晚上，虞洽卿到龍華面見蔣中正，以上海商業聯合會主席的身分，商組‘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1915年，上海13家銀行曾組織‘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公會’，陳光甫一直任該金融組織的副會長，在上海金融界聲望日熾。這次組織‘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15名委員中，由陳光甫擔任主任委員，主持其事。

此後，由於與國民黨政府關係密切，上海商銀業務上得到官僚資本銀行的支持，以及經營、管理上的靈活、多樣，業務進一步擴展，最高時分支機搆達111個，職工2,775人，存款總額近2億元，均屬私營銀行首位。

30年代初期的上海商銀，在中國的金融界，已經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陳光甫的每項新舉措都體現著他的勇猛創新精神。在他的倡導下，上海商銀及其各分行，逐步開辦了活期儲蓄、定期儲蓄、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儲金、養老儲金、禮券儲金等等，多姿多彩，五花八門。另外還開辦了定活兩便儲蓄，付給儲戶比活期存款較多的利息；私人運用支票存款，方便儲戶，存取自由；嬰兒儲蓄，專門為有孩子的家庭開辦的一種長期定額儲蓄，每當有新開戶的存款者，由銀行贈送一元銀幣以表賀意。

上海商銀還發行禮券，更是獨出新裁。社會上，無論達官貴人、富商巨賈，還是平民百姓，婚喪嫁娶，紅白喜事，家家戶戶，都在所難免。遇見此類事情，出於禮儀，親朋故友之間饋酢之舉，勢所必需。

有鑒於此，陳光甫創辦了適應人們這種特殊需求的新穎儲蓄方法～發行儲金禮券；這種禮券，有紅色與素色兩種。紅色禮券，供人們用於婚娶嫁迎或者弄璋弄瓦、小兒滿月周歲、成人金婚銀婚、老者高年壽誕等等喜慶歡娛的場合，素色當然僅供奔喪弔孝的場合應用。禮券款式大方，印製精良，備有相應的封套，購存高雅，禮贈不俗，而且革除陋習，避免浪費，提倡節儉，有利於用戶。禮券金額分為1元、2元、3元、10元、50元等多種，購買時只需交付與票面相同的幣值，不收印製禮券的工本費，因而適應不同經濟水準各階層人士的購求需要。用禮券兌取現金時，不分地域，可以在上海商銀任意一個分支機構辦理兌現，如果存期較長，銀行還會付給持券者相當於活期存款利率的息金。

1931年6月，上海商銀新建的辦公大廈落成。此時，上海商銀的根基深固，業務範圍鋪展得相當廣闊可觀，在國內設有幾十處分支機構，已經躋身於中國當時有名的大銀行之列。‘九一八事變’的消息傳至上海，引起人民的憤怒，同時也造成上海商銀一些客戶心理上的恐慌。

9月21日，英國宣佈廢止金本位，一時外債券暴跌。上海商銀對於風險很大的有價證券業務雖持穩健態度，但畢竟也曾涉足經營，損失自不可免。於是，謠言蜂起，不脛而走；風傳上海商銀漢口損失數百萬元，債券損失二千餘萬元，客戶們大為恐慌，爭相湧向上海商銀提取存款，造成了一次提存風潮。風潮從9月22日爆發，上海商銀門前人頭攢動，擁擠不堪，銀行平日所備的準備金被大量提走，而且勢頭有增無減。

張公權得知消息後，立即命令中國銀行各地分行盡全力支持上海商銀的各分支機構度過險境；並允許上海商銀以江西路上海大樓作抵押，貸借80萬元，用以應付提存；又特別開倉，用現銀聲援這場心理戰。張公權命人從仁記路的上海中國銀行，把一箱箱的現金運往寧波路的上海商銀，擺在那些忙於提存者的眼前。上海商銀把大量現洋故意堆放在營業櫃枱上和樓道內的顯眼之處，堆積得像小小的銀山。一箱箱現金川流不息地運來，驅走了提存者心頭的疑慮，提存風潮很快平息下去。

風潮雖過，創痛猶深。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事之後，陳光甫極力主張應組織一個「銀行的銀行」。經多方呼籲和不懈努力，上海銀行同業公會聯合準備委員會終於在1932年2月8日宣告成立，3月15日正式開業。10月1日，上海錢業聯合準備庫成立。上海金融業加強了內部互相支持、共同應變的能力。

抗戰期間，為躲避戰火繼續營業，上海商銀總行先南遷香港，日軍攻陷香港後再遷重慶，戰後遷回上海。

1949年，國共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為避免中國大陸分行據點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清算，上海商銀於1950年將香港分行以上海商業銀行之名在香港註冊，脫離本行；惟仍以特殊的控制股東身份，持有香港上銀約60%的流通股票（香港上銀則持有中國大陸上海商銀3%的股票）。

此種絕無僅有的「滬港台金三角」的相互交叉持股關係，為上海商銀建構獨樹一幟的獲利模式，也因此該行有50%以上的年度獲利皆為海外據點貢獻，此為令深陷國內銀行業過度競爭市場的同業羨煞之處。

1954年，上海商銀於台北市設立總管理處，並於1964年6月29日經政府核准，於隔年（1965年6月16日）在台北市正式復業，成為唯一自中國大陸遷台復業的民營銀行。

陳光甫歷任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主任委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國民黨政府委員和立法委員。1949年後去台灣，並繼續在香港、台灣經辦金融與投資事業。1976年7月1日在台灣逝世。

歷史影響：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英文：The Shanghai Commercial & Savings Bank，縮寫 SCSB），簡稱上海銀行、上海商銀、上銀，全球分行計有79間。為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前的「南三行」之一，也是現今台灣各民營行庫中歷史最悠久者。

上海商銀為台灣少數股票尚未上市櫃之商業銀行（股票代碼：5876）。但有別於近十餘年新興之金控型銀行，其向來維持穩健、保守經營同時兼具服務創新的營運模式，加上不汲汲營營於高媒體曝光率的低調沉穩形象，卻也獲致了優異的經營績效。單以銀行業而言，上海商銀更是台灣唯一連續四年（2004年～2007年）奪得每股盈餘最高之銀行。

2015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創業100週年，並在2015年6月16日下午於台北文華東方酒店舉行創立100週年感恩酒會。

（資料來源，參考：維基百科、亦凡公益圖書館、百度百科、智庫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