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日本昭和天皇還是皇太子，並舉行成婚大典的那一年，2月5日（舊曆大年初一），「永樂座」舉行落成典禮暨開幕首演，是當時台北最先進完善的戲劇表演場地，特邀來自上海的「樂勝京班」演出。

「永樂座」戲院是1座4層樓仿巴羅克式的磚造建築，建地410多坪，總建坪有238坪，外觀富麗堂皇，窗飾為4座藝術女神像的雕塑；內部結構完全仿造東京的帝國劇場，走日本風，設有1505個座位（票價分作三等，592個特等席或一等席、529個二等席與384個三等席），並設有咖啡座、健身房、化粧室等，設備齊全。

「樂勝京班」在「永樂座」演出譚派鬚生戲碼《珠簾寨》、《汾河灣》等，日夜滿座，頗受歡迎，打破「新舞台（淡水戲館）」長久獨佔大稻埕地區戲劇演出市場的局面。顯得老舊的「新舞台」為了不被新開張的「永樂座」搶走觀眾，也大肆修繕整頓、增聘藝人、重製佈景、降價吸客，於1924年春節推出上海「聯和京班」的演出，來和「永樂有利興業會社」自組的「樂勝京班」對抗，展開2個月的競演。

「樂勝京班」在「永樂座」演出至4月3日後，移到基隆等外地巡演。「永樂座」對外招租，4月16日起上演台灣本地戲（白字戲）約1個月。

此後，「永樂座」除了電影放映之外，也是各種戲劇表演的舞台，流行一時的福州戲與京戲，方興未艾的歌仔戲，還有萌芽不久的台灣新劇（話劇）等，尤其是新劇運動幾次重要的演出都選擇在「永樂座」上演。

「永樂座」也是當時領導台灣文化革新、社會改革運動的成立所在，蔣渭水、林獻堂等人經常在「永樂座」聚會、演講。知名的作詞家李臨秋於1924年進入「永樂座」工作，最後當上經理，他在此創作出許多膾炙人口的歌謠，如望春風、四季紅等。

1924年11月16日至18日，「永樂座」第一次放映中國片《古井重波記》（但杜宇導演，1923），同場還放映不知名的中國名勝古蹟紀錄片。《古井重波記》在「永樂座」的放映雖獲益數千圓，卻並未能立即帶起繼續放映中國片的風潮，可能跟當時並無正式進口中國片的本地或外來發行商有關。

出身台南市港町但從小隨其父在菲律賓呂宋島經商的郭炳森，於1924年為掃墓而返台，順便攜帶這批二手影片於1924年10月14至16日公開在「台南大舞台」放映；這不但是台南市首次放映中國片，可能也是台灣的首次。這批影片1個月後來到「永樂座」放映，中間可能輾轉在各地放映。

1925年5月23日，劉喜陽等50多位台籍人士組成台灣第一個電影研究會「台灣映畫研究會」，出資並身兼編導演「誰之過」，該片是台灣人第一部自製電影，1925年9月在「永樂座」上演，可惜票房不佳，研究會因而解散。

1925年6月23日起，「永樂座」放映《孤兒救祖記》（張石琨導演，1923）。在此之前，目前所能確認在《古井重波記》後在台北最早放映的中國片是《閻瑞生》（任彭年導演），是1925年3月25日至28日於大稻埕之「台灣影戲館」放映。這部中國片是與美國西部片《咒之毒矢》（可能是The Poisoned Arrow, 1911）及一批喜劇短片一起放映。

1927、1928年，「星光戲劇研究會」都曾在「永樂座」演出，其中，1927年5月，是為了「台灣乞丐之父」施乾所創辦之慈善機構乞丐收容所「愛愛寮」蓋建寮舍而募款，在「永樂座」和艋舺的「萬華戲院」分別公演了四天三夜。

1930年，良玉影片公司承租「永樂座」，1月放映《孟麗君》（陳天導演，1927），1個月後放映《火燒紅蓮寺（第1集）》（張石川導演，1928），這部自上海引進的武俠片不但在「永樂座」造成大轟動，也隨即引爆台灣各城鎮觀眾觀看武俠片的風潮，良玉公司隨即接演5部《火燒紅蓮寺》的續集。隨著良玉公司與「永樂座」的租賃契約在1930年8月到期，接著取得經營權的清秀影片公司也在「永樂座」繼續推出全6集的武俠片《乾隆遊江南》（江奇峰導演，1929）及其他發行商進口的中國片。

「永樂座」的經營權每5至6個月會易手1次，顯示台灣電影發行這個行業在1930年代初期彼此激烈競爭搶演中國片，因而暴露出經營上的問題（例如資本規模太小、整體市場太小等淺碟型經濟的問題），以及可能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

1931年，領導台灣人以政治結社抗日，有「台灣孫中山」之稱的蔣渭水，其告別式在「永樂座」舉行，當時萬人空巷，台灣各地許多群眾，趕來參加這一次「台灣大眾葬葬儀」。

1931年10月，「永樂座」株式會社的社長陳天來、常務（理事）陳茂通、取締役（董事）張清港、監察役（監事）郭廷俊等人會商後，決定大肆修繕「永樂座」內部，並將劇場演出與茶房兩部門均收回直營，可惜經營情況並未大幅改善。

1932年，名辯士詹天馬自組「巴里影片公司」取得「永樂座」經營權，花1個月重新粉刷並親自經營被詬病的茶房，改革用人方式。1932年農曆正月開始放映《恆娘》（史東山導演，1931）、《戀愛與義務》（卜萬蒼導演，1931）、《桃花泣血記》（卜萬蒼導演，1931）等片，後者還因為譜成流行歌作為宣傳曲，在台灣受到相當歡迎。

1933年秋天，「民烽劇團」在「永樂座」公演4天，4齣劇目包括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名作「人民公敵」，是一齣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陰暗與敗德的傑作。

1933年底之後，以放映中國片為主的「永樂座」票房仍然不佳，而讓中國電影發行與放映業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日本殖民政府自1934年開始對進口與放映中國片設下重重障礙，包括提高電影檢查的費用為2倍，以及試辦對中國片進口之限制，遂造成中國片在「永樂座」1934年春節檔完全消失的現象。

1934年1月1日，「永樂座」再聲明要進行改革，包括改以放映西洋劇及中國片為主、聘請著名說明者（辯士）、購買新式放映機，及更改一、二、三等席次之位置與配備、重新訓練從業人員的待客態度、廢止茶資制度（自由免費飲茶）等。由此可見設備老舊、辯士水準不足、服務態度不佳、茶資糾紛不斷等問題，讓「永樂座」逐漸失去客源。但這次的改革顯然並未到位，因為到同年8月，陳天來社長等人又決定繼續投入8000圓對「永樂座」建築的內外部作根本性的大改造，使其能與其他近代常設館（電影院）相匹敵。各項工程，包括3樓座位的改善、冷暖裝置的改良、新購防音的有聲電影放映機、鋪設道路與新裝設的道路照明設備，以及成立1間大咖啡廳之工程於8月底陸續完工。「永樂座」株式會社並與松竹片廠訂定契約，自9月1日起上映松竹電影，儼然讓「永樂座」一躍成為大稻埕的全新電影院。

這項以放映日本電影為主，偶而放映中國片與西洋片的新方針，加上館內的設備經過大改裝後，努力吸收新客源，終於讓「永樂座」的經營業績蒸蒸日上。而「永樂座」放映中國片的數量也在1934年春節檔之後又很快再度增加。此後，「永樂座」持續放映中國電影，直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日本殖民政府禁止進口及放映中國片才停止，改放映日本片或西西洋片。

日據末戰爭時期，皇民化運動鋪天蓋地，新劇的「最後一幕」也是在「永樂座」落下。

1943年9月3日，「厚生演劇研究會」在「永樂座」首演「閹雞」、「高砂館」、「地熱」、「從山上俯瞰都市的燈火」等四齣劇。台語舞台劇《閹雞》在「永樂座」首演，還發生演出中途斷電、演出曲目之後被日本當局禁唱等打壓事件；《閹雞》首演之後，再也無從登上台灣劇場的舞台，直到2008年，「台南人劇團」才把這部舞台劇重新搬上國家戲劇院演出。

歷史影響：

「永樂座」是台灣人的劇院，建成時，即為當時台北最先進完善之戲劇表演場地，在設備及地理位置皆較「台灣新舞台」為佳，為當時來台中國戲班及本地戲班在台北的重要演出場所。尤其在台灣電影萌芽階段，「永樂座」曾經扮演重要角色；昭和之後，電影放映的比例遠高於戲曲及新劇的演出。另外，「永樂座」亦於台灣新劇史上有著重要意義，幾次新劇的重要演出都選擇於「永樂座」上演，其中又以1943年「厚生演劇研究會」的演出最受人矚目。

見證了許多歷史的「永樂座」，1945年更名「永樂舞台」，1946年11月，再度更名為「永樂戲院」，仍做為專供戲曲上演的場地。1947年，劇院經理陳守敬曾組「永樂勝利團」歌仔戲班駐點演出。

1948年冬，顧正秋的京劇班在此公演，「顧劇團」一口氣就唱了五年，演出一千多場，是京劇在台灣發展的重要基礎之一，演出期間，許多達官富賈前往捧場，蔣經國也是常客。

19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是台語影片快速興起、盛況空前又黯然落幕的年代；1954年起，「永樂戲院」轉為電影放映和舞台演出混合經營，並搭上台語電影風潮，標榜「台語影片大本營」。

1960年，「永樂戲院」在舞台表演沒落與新興電影院的競爭下經營困難，陳天來的子孫出售產權，被拆建成兩列布市，這家「台灣人的劇院」就此走入歷史。

（資料來源，參考：維基百科、台灣大百科、莊永明書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