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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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事件

時間

1949年04月06日 ~ 1949年04月06日

地點

台灣台北

相關人物

彭孟緝、傅斯年

資料來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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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四六事件起於1948年，以台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為主體，串聯國立台灣大學所發起要求提高公費待遇的「反飢餓鬥爭」，以「救苦、救難、救饑荒」為主的學生運動。當時除了不少中國的學生流亡台灣並在台大與師大就讀，而且當時台灣不少的知識份子都有社會主義的素樸理想，引發政府當局大規模逮捕學生的行動。

1949年4月6日，軍警便包圍台灣大學宿舍與師範學院宿舍進行逮捕行動，引發學生利用餐桌、椅擋住樓梯口，並且向軍警摔東西的反抗；最後軍警衝破包圍逮捕學生，並以卡車運走學生；其中師範學院自治會主席周慎源雖然逃脫，但是據說不久後在清鄉中也遭到殺害。當天共有100多名學生遭逮捕入獄，其中有7名學生被捕後槍決，此事件後部分學生紛紛出走中國大陸。

背景：

1949年3月20日晚上9點15分，台大法學院一年級學生何景岳和師範學院博物系學生李元勳，共乘一輛腳踏車，經過台北大安橋附近時，被中山路派出所一名謝姓警員認為違反交通規則取締，因而發生衝突。兩名學生據說被該警員「打了好幾下」，隨後並被押送台北市第四警察分局拘押，轟動一時的「四六事件」自此揭開序幕。

兩名學生被捕的當天晚上，首先得到消息的師院學生，集合了兩三百人趕到分局交涉，而四、五百名台大學生隨後也聞訊前往聲援，兩校學生要求警方釋放何、李兩人，並要求警察局長劉監烈出來向學生道歉，警方雖立刻將兩名學生釋放，並將肇事警員拘押，但要警察局長道歉之事只能以電話請示。

不久，台大訓導長鄭通和乘著傅斯年校長的小汽車趕到現場疏勸學生，可是學生還是堅決要見警察局長。不久，警察局督察長龔經笥趕到現場，代表總局長前來調解，但是學生仍然堅持要由局長親自解決，經過往復折衝，到天將亮時，有些學生支持不下，便提議解散。

3月21日，台大與師院的學生選派代表前往台北市警察局總局請願，陪同請願的學生與民眾超過1000人並包圍警局，致使警方在群眾壓力下被迫道歉，引發當局高度關切，認定校園受到中國共產黨的統戰與滲透。3月29日，台大法學院舉辦營火晚會，消息傳到當時派任台灣的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陳誠決定鎮壓學生運動、下令當時擔任警備副總司令的彭孟緝緝拿「主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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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過程：

4月5日，恰逢清明節，師院貼出：「清明節放假一天」的布告，許多本省學生就回家過節，外省學生也有不少人外出，第一宿舍裡只剩少數在複習功課的學生，陳誠下達的逮捕行動於是展開，頭一個被捕的對象便是師範學院新選出的學生自治會主席周慎源。

當天傍晚，兩名便衣特務來到龍泉街口的師院學生第一宿舍，騙出在宿舍內的周慎源架上三輪車帶走，但當車子經過公園路台大學生宿舍時，周慎源趁機跳下行進中的車子，向宿舍奔逃，並一路大喊：「特務抓人﹗」那兩名特務沒有提防到周慎源會突然跳車，連忙拔槍追趕，並且開槍示警，但是因為許多學生已聞聲趕來，他們不敢冒然衝進學生宿舍，只好悻悻然離去。

聞訊而來的師院及台大學生則出動六十輛腳踏車護送周回到師院第一宿舍，學生知道後莫不群情激憤，慷慨激昂，一場更盛大的罷課遊行行動即將衝撞當局的底線。

就在這時候，師範學院代理院長謝東閔接到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兼總司令陳誠發出的「特字第貳號代電」，指名要逮捕六名學生；台大校長傅斯年據信也接到了同一電令，點名要逮捕十四名學生。陳誠還在當天晚上，找警總副司令彭孟緝、謝東閔及傅斯年三人到他家開會，決定當天晚上驅離學生。

4月5日晚上，學生發現師院第一宿舍被有關單位包圍，因而決定輪流站崗守衛，只要發現狀況就敲面盆示警。到了四月六日的凌晨一點以後，天空突然下起大雨，一陣陣急促的臉盆跟著響徹夜空，驚醒的學生發現全副武裝的軍警憲人員正向南樓逼近。由於餐廳的四面全是玻璃窗，在探照燈的照射下，學生的活動完全暴露在光亮之中，學生們於是決定轉移到北樓，但因為寡不敵眾，餐廳與南樓先後失守，學生只能據守北樓樓上，全體投入戰鬥。後來，警備總司令部遞進來一份以周慎源為首的黑名單，同時表示只要把人交出來，其他人就可平安無事，但學生們決定抗爭到底。

在雙方對峙中，師院代理院長謝東閔先後兩次上樓，苦言勸告學生們交出周慎源等「黑名單」上的同學，但是，謝的勸導卻遭到學生的批判，等到謝東閔無功而退之後不久，學生們就警覺到憲警準備動手抓人了。黎明前，一名排長沉不住氣地對空開了一槍，緊張情勢突然升高，軍警見學生沒有下樓的意思，於是開始搬動堵在樓梯口的桌椅，以十餘人為先鋒，硬衝上來，為了自保，學生們也就拿起碗筷、椅子砸下去，但憲警還是衝上樓見了人就打，然後把學生們一個個綁起來，押到軍卡車上開往陸軍第三部隊的營房，當天，住在新生南路台大男生宿舍的學生，也同時遭到集體逮捕。

總計，當天一共有一百多名以台大與師院為主的學生被捕入獄，其中有七人在獄中被槍斃，不少學生失蹤，是為「四六事件」，成為此後大學校園蒙上白色恐怖陰影之濫觴。

時任台大校長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序逕行進入台大校園內逮捕師生高度不滿，親自找國民黨最高當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准。他甚至警告彭孟緝：「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傅斯年極力保全涉案學生；少數遭逮捕的學生如顏世鴻等，傅斯年也要求軍警不得上手銬，並保留他們學籍，希望他們將來有機會復學。因此台大在四六事件中受創較輕。

根據後來監察院對於這起事件所做的調查報告指出，「四六事件」發生後，台大因屬國立大學而不受台灣省政府管轄，也就未遭「停課整頓」，當時的台大校長傅斯年並得以派訓導長探視被捕學生，同時向地方治安當局請求依法律途徑處理學生。但師範學院因為屬省立學校，依台灣省政府的命令「停止上課」，所有學生一律重新登記，省府並下令撤換院長，成立整頓學風委員會，經重新登記審核後，計有三十六人被除名。

歷史影響：

四六事件除了部分涉入的學生遭到逮捕、槍決的命運，台灣省政府命令師範學院停課，所有學生一律重新登記，師範學院與台灣大學都被大力「整頓」一番，校方實行軍事化的管理，校園戒嚴正式開始。一般認為，四六事件是台灣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濫觴。

台灣學者、作家、國際知名考古學家張光直也在事件中入獄，他在回憶錄《蕃薯人的故事》裡面有專章敘述。

1995年，台大與師大的八個改革派社團共同發起四六事件平反運動。台大校方於6月做出回應，決議成立四六事件資料蒐集小組。四六事件資料蒐集小組於1997年6月7日對四六事件提出總結報告，肯定當時學生「參與民間社會、縱論國事的熱情與視野」。2000年12月25日，《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修正，將四六事件受難者列入適用此條例的對象，並由中華民國教育部向受難者家屬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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