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在20世紀頭二十年的北京政壇與西方新聞界，都是最為重要的“中國通”。

1894年，莫理循由上海動身循陸路徒步旅行到達仰光。

1896年，莫理循從曼谷到昆明，次年又作橫穿東三省的旅行。

1897年，莫理循成為《泰晤士報》駐華特派記者。

莫理循初到北京，還沒有自己單獨的房子，李鴻章的英文秘書畢德格擔當了“房產仲介”，幫莫理循買下了緊鄰肅親王府和赫德海關稅務司的一處房子。而莫理循經常會把自己的藏書送給畢德格，並經常邀請他到家中做客。一來二去，二人關係逐漸密切。

1898年3月5日，莫理循受李鴻章的邀請登門拜訪。莫理循在日記中寫道，“我發現他情緒非常不安，在房間裡來回踱著，他問我是否願意為中國做點貢獻。”李鴻章想讓莫理循寫一篇報道，透露了沙皇對中國東北的野心，並要求莫理循不要透露消息來源。

兩天之後，莫理循有關俄國對中國提出要求的報道發表，立即在倫敦証券交易所引起恐慌。由於英國此前有意向中國提供貸款，還準備發行中國貸款公債，如果莫理循的報道屬實，俄國的勢頭一旦壓過英國，提出自己對華貸款條件，那所謂中國貸款公債發行量恐怕會非常慘淡。果不其然，中國後來接受了俄國提出的所有要求。

1900年之後，莫理循的工資翻了一翻，由每月50英鎊漲到100英鎊。這時他準備著要實現建一座個人圖書館的願望。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與11國簽訂《辛丑條約》。庚子國變之後的清朝政府痛定思痛，大力推行比戊戌變法還要激烈的制度變革。莫理循密切注視著中國在各個領域、各個地方發生的深刻變化。從這時起，莫理循所寫報道基本都與“新政”有關。

莫理循加強了對政府中改革派官員的報道，其中特別注意袁世凱的動向，因為自戊戌變法之後，袁世凱就成了所有駐京記者關注的對象。莫理循曾在1902年一封信中說：“袁世凱多年來比其他任何官員與我們的聯繫更密切。他跟我們商議之頻繁、請教之謙恭，是暴動（義和團運動）前不曾有過的。”

1902年，莫理循把家搬到了王府井大街路西，他決定把5間南廂房全部打通，建成一座圖書館。整個改造的過程歷史三個月。

在莫理循的圖書館中，地圖和其他圖板放在西牆角的大抽屜裡，為防風沙和陽光，書籍放在藍布製成的書套中。他親自查封所有寄來的書，每一本書他都看過，並在目錄中做一些說明。莫理循是個條理清晰的典範，他為自己的圖書編寫索引目錄，上下兩冊共有1500多頁。

圖書館就像莫理循的城堡，他把索引系統作得非常完善，每當拜訪者懷著求助的心情望著莫理循時，無論這是一份多麼不起眼的材料，城堡的主人總能十分從容的走到某一處，取出你所找的那一本。

位於王府井大街98號的莫公館似乎永遠門庭若市，人們在查閱書刊與閒聊之際，交流有關中國的最新消息，而主人則從來訪者那裡獲得他所需要的資訊。莫理循說，他的家簡直就是中轉旅店、情報局和圖書館的結合體。

在北京長達二十餘年的生涯中，作為記者，莫理循有銳利眼光和寬廣胸懷，身歷或親見從戊戌變法，辛丑簽約，清末新政，日俄戰爭，帝、后之喪，直至辛亥革命的全部歷史變遷；作為新生的民國政府政治顧問，他參與了鞏固袁世凱統治的進程，説明中國政府對抗日本“二十一條”政治訛詐，推動中國參加歐洲大戰，反對袁世凱稱帝。在他病重之際，還為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修改文件。

莫里循是澳大利亞人，為英帝國服務，對中國卻很有感情。每隔兩三年，便鄭重其事地請照相館師傅上門來拍他與僕人（包括僕人家屬）合影的照片。

1903年，莫理循利用《泰晤士報》的版面，發動一場遏制俄國的運動，鼓動日本和俄國發動戰爭。

日俄戰爭是大日本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為爭奪在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地區的影響力的戰爭。主戰場位於遼東半島、瀋陽以及圍繞韓國、日本及黃海的一帶海域。

1902年4月，中俄訂立撤兵條約（《交收東三省條約》）。條約中明定俄國以六個月為一期分三階段最終全部撤兵東北，俄國第一期如約撤兵。

然而，1903年4月沙俄第二階段撤兵卻違約不撤，反而於1903年4月18日告知清廷外務部另提所謂「七項撤軍新條件」（其中有「列強勢力不得進入滿洲」、「俄國參與北滿行政管理」等變相獨霸中國東北的條款）並重新占領瀋陽。俄國沙皇設置「亞東大都督」，任命阿列克塞耶夫為遠東總督，以圖佔領東北並進行統治。

在接到沙俄「七項撤軍新條件」的第二天，清廷外務部官員將俄國「七項撤軍新條件」透露給了日本駐華外交官。日本在英﹑美等支持下，與俄國進行交涉，要求俄軍撤退。俄國拒絕撤軍，引發當地人民的拒俄事件，加劇俄日矛盾。

1903年，日俄談判破裂。

1904年2月6日，日本向俄國發出最後通牒，並宣佈斷絕日俄外交關係。2月8日日軍偷襲旅順口（亞瑟港），2月9日俄國對日宣戰，2月10日日本正式對俄宣戰，日俄戰爭全面爆發。

這場戰爭是第一次有亞洲國家在現代取得對歐洲國家的重大軍事勝利，俄國的戰敗衝擊了西方以至遠東各國，日本從此聲望大振並開始被視為現代化國家。俄國的失敗，導致發生了1905年俄國革命，使其停止在遠東的擴張計劃，集中精力在歐洲發展，與法、英等國結盟，最終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以至1917年經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被推翻，成立了蘇俄。

由於俄羅斯在義和團事件時在滿洲過份報復、軍隊又賴著不走，又想要讓日本的戰略緩衝區朝鮮成為俄國的附屬國，因而促成了中日和解，因此日俄戰爭時中國與日本同仇敵愾，戰爭時中國官民對日軍提供情報及資金上的重大幫助，戰勝後中國各報章紛紛稱頌日本戰勝俄國，開黃種人戰勝白種人先例，中國也是事實上的戰勝國，而後北洋政府的許多重要人物，也是因為在日俄戰爭中與日軍合作立功而竄起；除此之外，日本向中國索討的戰利品，是少於俄羅斯本來會在中國東北強佔的權利。

日俄戰爭6年之後，辛亥革命爆發，清朝政權結束，中華民國成立。關東軍仍駐紮在東清鐵路南段的鐵路地內，而後中國翻轉態度轉向仇日，成為1928年炸死軍閥張作霖的原因，並使其子張學良於1928年易幟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1910年，莫理循開始了為時半年的中國西部考察，在此次考察中，莫理循親歷、親聞、親見的可靠記錄，對於我們瞭解清末中國提供了非常生動、直接的材料。

1917年，莫理循在華收藏的大量東方學文獻被日本收購，成為今天‘東洋文庫’的前身。從此，中國人只能東渡日本才能利用莫理循文庫，這不可避免地制約了中國學術的發展水準。

1919年，巴黎和會期間那段風風雨雨的日子裡，莫理循又從倫敦前往巴黎，出任中國代表團的政治顧問。

1920年5月底，莫理循在倫敦死於胰臟病。

歷史影響：

莫理循對中國造成的影響至少有如下幾個方面：

他以親歷者的身份，利用《泰晤士報》向西方世界客觀公正地報導了北京的“義和團事件”，認為一些西方傳教士不尊重中國人感情是整個事件的重要起因，驅散了妖魔化中國的輿論迷霧。

他利用《泰晤士報》的版面，發動了一場遏制俄國影響的運動，促成了“日俄戰爭”，以至於當時的國際輿論界把“日俄戰爭”稱之為“莫理循的戰爭”。

他與端納合作，搶先把袁世凱與日本秘密簽訂的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外交密件偷盜出來，洩露給外部世界，將日本想滅亡中國的陰謀大白於天下。

他力勸中國加入“協約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他認為“協約國”一定能勝利，勝利後，中國就可以參加“和會”，中國就可以在“和會”上要求廢除與戰敗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

他任《泰晤士報》記者時極力向西方世界吹捧袁世凱，而作為袁世凱的政治顧問又堅決反對袁世凱稱帝。

他在巴黎和會上盡心為中國代表團所擬各項公文修改底稿，努力為中國代表團據理力爭。

其中功過是非還有待學者們研究。

（資料來源，參考：人民網、維基百科、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