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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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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三女傑
時間
1928 ~ 1949
地點
武漢
相關人物
蘇雪林、袁昌英、淩叔華、陳西瀅、
聞一多
、
李四光
、葉雅各、開爾斯、繆恩釗、魯迅、
李大釗
、
胡適
、
陳獨秀
、
楊端六
、朱利安•貝爾、楊靜遠、陳小瀅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背景
過程
期刊
專書
照片
其它
簡介: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武漢大學的文風盛極一時,珞珈三女傑是指中文系教授蘇雪林、外文系教授袁昌英和文學院院長陳源(西瀅)的妻子淩叔華,亦稱“珞珈三傑”、“珞珈林山三個文學朋友”(因武大坐落珞珈山)。三人在生活中是很好的朋友,同時也都是自“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壇上很有名氣的女作家。
背景:
珞珈山坐落在在湖北武昌東郊,原名羅家山,亦名落袈山。海拔93米,巍峨橫亙,岡巒連綿,花木蔥蘢,建築明麗,地處東湖之濱,山光水色,交相輝映,成爲一組勝景,遠近傳聞。武漢大學坐落在珞珈山之西部,依山構造,建築富麗。近山湖水中有浪淘石,累累羅列。珞珈山現在這個名字,是武漢大學首任文學院院長聞一多改的。珞,是石頭堅硬的意思;珈,是古代婦女戴的頭飾。“落駕”與“珞珈”二字諧音,寓意當年在落駕山篳路藍縷、闢山建校的艱難。
1928年8月,以地質學家李四光為委員長、以林學家葉雅各為秘書的國立武漢大學新校舍建築設備委員會決定在珞珈山修建武大新校舍,邀請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對中國建築藝術頗有研究的建築師開爾斯(F. H. Kales)從上海來武漢設計校園總體佈局和規劃,聘請同樣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繆恩釗任新校舍監造工程師。1929年,開始修築武昌街道口至珞珈山的公路。武漢大學新校舍一期工程於1930年3月開工,1932年1月完工;二期工程於1932年2月開工,1937年7月完工。
1938年3、4月間,武漢被日軍三面包圍,武大被迫西遷至四川樂山,武大珞珈山校園成為國民政府領導武漢會戰的軍事指揮中樞。1938年期間,每次日機的航路都經過珞珈山上空卻從未進行過轟炸。同年10月武漢淪陷後,日軍將珞珈山校園闢為其中原司令部,「本親善之旨」「以資保全原貌」。因此,珞珈山校舍極為難得的整體保存至今。
武漢大學的櫻花道,位於前理學院和老圖書館的下方,道兩旁的櫻花樹枝幹壯實、排列整齊。每年的3月至4月初,繁花滿枝,櫻花花期僅爲一周,每到落花時節,落英繽紛的櫻花又爲大地鋪上了一層淺淺的“花毯”。每年開花時節,賞花的遊人絡繹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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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過程:
蘇雪林1931年受聘於國立武漢大學,直至1949年赴台。主要講授中國文學史,基本國文和新文學研究。1937年4月,她將自己多年積蓄的薪金、版稅和稿費共計51兩金條,全部捐獻給正處危難中的祖國作抗戰之用。她對魯迅的看法從讚頌到反對也是眾人皆知的,“反魯”成了她的半生事業。1998年5月,她曾回安徽黃山黃山區永豐鄉嶺下蘇家村老家。1999年4月在台南辭世,她也是中國現代文壇最長壽的作家。
蘇雪林是文豪蘇轍第38代嫡孫,其長篇自傳體小說《棘心》(中國第一部描寫留學生生活的小說)和散文集《綠天》在中國現代文壇上產生過較大影響。她與新文化運動的三位領袖人物李大釗、胡適、陳獨秀都有交往。她是李、胡的學生,對陳獨秀還經歷了由憎恨到欽佩的戲劇性變化。
袁昌英1928年受聘於國立武漢大學,主講希臘悲劇、希臘及羅馬神話、戲劇入門、法文、現代歐美戲劇、法國戲劇、中英翻譯等課程。袁昌英是獲得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1921年)的第一位中國女性,她以現代主義重新創作的劇作《孔雀東南飛》,散文《遊新都後的感想》和《再遊新都的感想》開創了中國女作家的創作先河。她也是一名外國文學研究家,藝術史家。1930年,袁昌英的丈夫楊端六也受聘於武大,後來由於有越來越多的夫妻留學生要進武大,學校就立了夫妻兩人不能同時在武大教課這麼一項規矩,他倆是唯一的例外。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她帶領學生爲馬占山將軍領導的抗日義勇軍奔走募捐,日夜趕製寒衣。抗戰勝利後,她曾倡議創辦一所中國女子大學,未能如願。
淩叔華以短篇小說《酒後》在文學界成名,同時也是畫壇高手,魯迅曾指出淩叔華的小說描寫的是“高門巨族的精魂”。英文師從辜鴻銘,與冰心、林徽因一同被譽為1930年代“北方文壇的三位才女”。
1928年,陳西瀅受聘於國立武漢大學,淩叔華也隨同丈夫前往。陳西瀅因身爲文學院院長怕人閑話,始終未讓她在武大教書。1935年10月,淩叔華結識到武大任教的英國青年詩人、弗吉尼婭•伍爾芙(Virginia Woolf)的侄子朱利安•貝爾(Julian Bell)並發生了婚外情。抗戰爆發後,她隨校遷往四川樂山,其間在成都、樂山接連開了幾次畫展,兩年後到燕京大學任教。1947年起,全家人在英國定居。1989年12月,她以耄耋之年坐著輪椅落葉歸根,1990年5月病逝於北京。
當時,袁昌英、蘇雪林和淩叔華三人常有文字見諸報端,文風新銳,影響頗大。俗言“文人相輕”,而她們三人則相近、相親、相愛。蘇雪林曾說,武大歲月,她是袁昌英家的常客,但淩叔華家鮮往,因陳西瀅時任文學院院長,她怕被人說“攀高枝”。不過,春秋佳日,她們三人常聯袂出遊,或赴洪山、蛇山踏青,或登黃鶴樓望遠,把壺品茗,談文論藝,意興盎然。
淩叔華出自名門,貌美又具才氣,擅長小說、散文,兼擅丹青水墨,蘇雪林曾撰《淩叔華的<花之寺>與<女人>》以推崇,稱其“筆致雅潔清純,無疵可摘,不啻百煉精金,無瑕美玉”,並亦認同她是“中國的曼殊菲爾”。
淩叔華與袁昌英的關係要近於蘇雪林。淩叔華是袁昌英的女兒楊靜遠的“乾媽”。袁、淩過世後,袁的女兒楊靜遠和淩的女兒陳小瀅過從甚密。
相較起來,蘇雪林與袁昌英的關係要親密得多。
袁昌英(蘭子)留英是學戲劇的。蘇雪林在她的《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中,為袁列專章《袁昌英的<孔雀東南飛>》評述,稱“袁昌英是當代女作家中惟一研究戲劇的人,她的創作僅有《孔雀東南飛及其他獨幕劇》”,“篇篇都相當精彩,可說是當時貧薄劇壇的寶貴收獲”。
蘇、袁兩人不僅是文友,在人生旅途上也有過提攜和助持。她們訂交於1925年的上海,結誼計二十多年。蘇雪林說,在上海“我們三日便通一封信,都寫得很長,閑話家常外,也討論些文學藝術問題。蘭子常對我說:‘你的信文采斐然,見解透徹,我非常愛讀,我把你的信封封保存,現在已捆成幾大捆了。’”當初王世傑(雪艇)辦武大,所聘教授大半是英國的舊同學,“我不是留英的,蘭子在雪公前極力推薦,因之,民國20年,我也上了珞珈。”“上課時在校中日日見面,課餘之暇,兩家相互走動﹔吃飯、喝茶、聊天,日子過得很愉快。”抗戰軍興,武大遷到四川樂山,她們同賃一屋而居三年,朝夕相處。袁昌英是富家小姐出身,又有留英背景,講禮貌,喜尊貴,素有矜重之風。蘇雪林性率直,語多鋒。就性格說,兩人如冰火,蘇雪林有時說話口無遮攔,甚而偶為小文嘲譏袁昌英的小姐脾氣,袁昌英不予計較,處處寬容。最令蘇雪林感佩的是,袁昌英精通希臘神話,蘇後來完成的長篇巨著《屈賦新探》得益於袁的關於神話的啟發、幫助。蘇雪林為研究楚辭,遍讀西亞、埃及、印度的原版神話書,遇到疑難,便向袁討教。“她不憚其煩,不厭其詳地替我解釋。”歷30年,蘇雪林完成一百八十萬言的《屈賦新探》後,深情地說:書成了,蘭子沒了,“但她當日協助之功實不可沒,我對她又安能不感念。”故蘇雪林稱袁昌英是她“生平第一知己”。
袁昌英在“文革”中鬱鬱而死。蘇雪林扼腕長嘆,撰《我的知己袁蘭子》以追懷,並在台積極張羅出版袁昌英的遺著兩種。
珞珈三女傑,已雲遊天外,但佳話仍在文壇流傳。
歷史影響:
蘇雪林、袁昌英、淩叔華同在武漢大學的時期,約是1931年~1939年,三人的友情超過十年,同時也都是很有影響力的女作家。學者對她們的評價很高:沒有蘇雪林和冰心、廬隱、馮沅君、淩叔華、袁昌英等先驅們的奮鬥,便不會有後來婦女們的覺醒,也不可能爭到婦女的解放、自由、平等;尤其利用文藝學武器而獲勝,取得文壇一席之地,因此她們的貢獻是可貴的,卓有成效的。
(資料來源,參考:中文百科線上、維基百科、人民網、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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