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孫文、陳少白、尤列、楊鶴齡結拜為兄弟，由於四人情趣相同，具有共同的志向抱負，孫文便提議立約盟誓，以表共同革命的堅定信念，其他三人一致贊同。

尤列自告奮勇，立即提筆起草，草成後由其餘三人一一看過，都覺滿意。於是，再由陳少白用白紙謄正。

誓詞的原文如下：

宣誓人XXX等精誠宣誓，天地鑒容，驅除滿人，實行大同。四人一心，復國是從，至死不渝，務求成功。此誓。

戊子年玖月初伍日

尤列，廣東省順德縣人，乙丑正月十柒日出生，二十四歲。

孫逸仙，廣東省香山縣人，丙寅十月初陸日出生，二十三歲。

楊鶴齡，廣東省香山縣人，戊辰陸月初十日出生，二十一歲。

陳少白，廣東省新會縣人，庚午柒月十伍日出生，十九歲。

宣誓書的簽名，按年齡大小依次排列。他們立誓的目的，只想驅除滿人， 恢復大漢中華，實行共同理想，還沒有具體的革命綱領。

簽過名後，四人整肅衣冠，點燃香燭，同時對天盟誓；儀式雖然簡單，但卻十分嚴肅而隆重。宣誓完畢，四人又到西醫書院拍照留念。

在清王朝封建專制高壓之下，這四人經常在香港中環歌賦街的楊鶴齡祖產“楊耀記”商店會面，縱論時局，大談反清逐滿及太平天國遺事，其言竟無所顧忌，“大放厥詞”反清，聞者動容，滿清政府稱他們為「四大寇」。

1892年，陳少白輟學與孫文一起奔走革命。

1894年，孫文在檀香山建立中國第一個民主革命團體“興中會”。

1895年，孫文返香港與陳少白等建立了興中會總機關，在省港澳地區秘密串連發動革命志士，為武裝起義做準備工作。孫文與陳少白曾到外海荼庵寺，以民族大義說服曾是洪秀全部下的慧真和尚加人興中會。

廣州起義事敗，是“四大寇”活動的一道分水嶺。孫文與陳少白、鄭士良逃亡日本，成立興中會橫濱分會，力謀再接再厲，繼續革命；尤列也走避西貢各地，創中和堂於南洋群島。楊鶴齡則潛伏港澳，混入煙館商場之中，秘密活動，宣傳革命。

1897年，孫文赴日本，結交其朝野人士。陳少白到台灣，在台灣建立了興中分會。

1899年，陳少白奉孫文命，回香港創辦《中國日報》，宣傳革命，與保皇會刊論戰。他從日本購進印刷機器、鉛字等設備，同時聯絡三合會、哥老會，與畢永年等組織興漢會，推孫文為總會長。

1900年10月，孫文派鄭士良到廣東惠州三洲田發動起義，最終失敗。尤列赴日本，被選為中和堂會長；次年赴南洋，於各地組織中和堂分會，以聯絡華僑中工人與小商販，並在新加坡創辦《圖南日報》，宣傳革命思想。

1904年11月，孫文重抵檀香山。20多名華僑青年接受他的倡儀，舉行會議，成立了興中會，選舉劉祥（商店司理）、何寬（銀行經理）為正副主席。孫文起草了《興中會章程》，強調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所造成的民族危機的嚴重性，規定以“振興中華”作為立會的主要宗旨。他還起草入會的秘密誓詞，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主張；這是中國第一個以建立新制度為目標的民主革命綱領。興中會成立後，又在夏威夷一些地方建立分會，會員增至百餘人。在孫文的領導下，興中會曾組織會員進行軍事訓練，向愛國僑胞募集資金，以為反清武裝起義作準備。

1905年，孫文在比、德、法等國的留學生中建立了革命團體，也與國內的革命團體和革命志士建立了聯繫。8月，孫文與黃興等人，以興中會、華興會等革命團體為基礎，在日本東京創建全國性的資產階級革命党中國同盟會，孫文被推舉為總理，他所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宗旨被採納為同盟會綱領。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刊詞中，孫文首次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同盟會的成立，有力地促進了全國革命運動的發展。

1906至1911年，同盟會在華南各地組織多次武裝起義，孫文為起義制定戰略方針，並在海外奔走，為起義籌募經費。

1911年4月27日的廣州黃花崗起義，在全國引起了巨大震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各省紛紛響應。孫文在美國得知消息後，12月下旬回國，即被17省代表以每省1票的方式16票贊成1票反對的結果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1912年（民國元年）1月1日，孫文在南京宣佈就職，組成中華民國臨時政府。2月12日，宣統帝（溥儀）宣佈退位，267年的清朝統治和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被推翻，建立了共和國。孫文制定和公佈一系列改革和進步的法令。3月11日，頒佈帶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1921年9月，孫文建立廣州軍政府時，常與陳、尤、楊三人在廣州觀音山（今越秀山）文瀾閣會面，孫文亦修治文瀾閣並題曰“四寇樓”，以誌昔日在楊耀記時的生活。同時，他聘請楊鶴齡為總統府顧問，每月饋五百元作為養老金；尤列任護法軍政府顧問；陳少白為總統顧問，協助孫文督師北伐。

1925年3月12日，孫文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留下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1934年12月23日，陳少白在北平病逝。

1934年8月29日，楊鶴齡突然患腦沖血搶救無效病逝於澳門；其晚年常模仿孫文筆跡，書寫“天下為公”、“博愛”等贈人，並將居所命名為“楊四寇堂”，以四寇堂老主人自稱。

1936年9月，尤列扶病入京，面陳救國方略，不久病逝於南京。

歷史影響：

以“四大寇”為代表的早期活動屬於“革命言論時代”（孫文語）。這幾個年輕人，都受過比較系統的西式教育，這在當時中國來說非常少見；教育經歷在革命青年早期革命思想萌發這塊起到重要作用，他們基本上沒有儒家思想的包袱。

在家庭背景上，“四大寇”各自的家庭小康，並不存在生存危機，絕不像下層百姓，也不像大官，基本屬於中間階層，但對一般老百姓的疾苦他們能感受到，古今中外幹革命的都是這種人。如果完全是窮得吃不上飯，也很難變成革命領袖的。

他們還有個共同特點，即都不是士大夫家庭出身，沒有儒家“忠君”思想的束縛，同時，又接受了新的思想。因此，這些年輕人對西方都比較瞭解，對滿清王朝的腐朽沒落有深刻的批判。用孫文後來的話來說，“四大寇”對於革命，在當時的中國人當中，可謂先知先覺。

他們的想法當時也僅僅是一些模糊的革命思想，肯定也沒討論過建立民國等的細緻綱領。但不要小看革命言論，有言論，才會形成思想，才會付諸行動。事實也證明，“四大寇”交往活動為後來的興中會成立奠定了基礎，以“四大寇”為代表的幾個年輕人都成為“興中會”的骨幹力量。

（資料來源，參考：維基百科、講歷史、人民網、百度文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