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過程：

　「……朝廷命李鴻章赴日求和，議定割讓遼台並賠款二萬萬兩。3月21日談判電報抵達北京，我提前得知消息，馬上讓卓如（梁啟超）去鼓動各省。先鼓動了廣東舉人上折子抵制和議，湖南舉人隨聲附和，28日兩省舉人同時呈遞奏折，廣東80餘人，湖南全省參與。我與卓如又分別拜托朝中官員進行鼓動，各省舉人均極為憤慨，連日上奏，奏章堆滿都察院……我認為士氣可用，遂召集18個省舉人在鬆筠庵集會商議，簽名者達1200餘人，我用一天兩夜時間起草了一份萬言書，內容包括拒和、遷都、變法三大項。卓如、孺博(麥孟華)連日抄寫，傳遍京城，士氣憤湧。4月8日前去投遞，都察院以皇上已在和約上用璽，事情無法挽回為由，拒絕接受上書。」

歷史影響：

2005年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茅海建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和第4期上發表《「公車上書」考證補》，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檔案及其已公開發表過的檔案文獻，從政治決策高層的角度，重新審視公車上書的背景、運作過程及其影響力。其觀點是：「公車上書」是有兩個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層發動、京官組織的上書，其數量多達31件，簽名的舉人多達1555人次，且上書已達御前；另一個是由康有為組織的18行省舉人聯名上書，那是一次流產的政治事件。而且康有為組織的18省聯名上書，並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為根本沒有去送。由此學術界進行了廣泛而激烈的討論，並且對「公車上書」進行了進一步的審視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