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金自然向最有利可圖的地方流動，於是，重慶的法幣紛紛流往上海，淪陷區人民競相搶購，形成供不應求之勢。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大量增加法幣以應急，大量的法幣充盈市場，物價為之飛速上漲，法幣信用自此開始喪失。淪陷區發生了急劇的通貨膨脹，不到8個月，南京城裡最基本的生活物資，如稻米，暴漲500倍之多！經濟秩序幾近崩潰。

到1946年7月，敵偽產業接收大體完成。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裡，國民黨當局混亂無序的經濟接收，給社會生產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大批工廠、企業、商店在接收中倒閉、停工，使戰後經濟喪失了恢復活力的能力，也為之後的惡性通貨膨脹埋下了伏筆。

另一個導致國統區經濟混亂、物價飛漲的原因是，南京政府在國民經濟尚未恢復、國內經濟秩序還處於極其混亂的時候，便急急忙忙地把戰時所採取的各項管制措施一律予以廢除。可以想見，在國家政治、經濟秩序尚未恢復常態以前，過早地放棄對物價、分配、資金等管制是極為有害的，這使社會久久不能走出無序狀態。

此時，中共控制的地區卻實行強硬的政府管制，資源調配、人力動員上均處於有組織的狀態中。雖然在整體實力上，共產黨所控制的地區不及國統區富有，但有力的動員使中共在資源控制能力上遠比國民黨有效得多。可以說，共產黨把解放區的每一分錢都用在了戰爭中，而國民黨卻由於經濟秩序混亂，無法有效調動資源用於內戰。

內戰不但沒有很快結束的跡象，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反而逐漸處於被動，軍費高居不下，政府已無法通過發行公債籌措軍政費用，彌補財政赤字。於是，政府便更多地傾向於由國家銀行墊款；為應付政府墊款，中央銀行不得不大量增發紙幣。1946年財政部長俞鴻鈞就坦言：“從1月到5月……稅收僅有25000萬元，約為支出的6000分之一，巨額的財政赤字，由發行紙幣補足”。

由於生活費用不斷上漲，國統區產生了兩個反映時代特點的概念，即所謂‘底薪’和‘實際薪津（金）’，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價津貼。‘實際薪金’的計算，是以底薪為基數，定出‘薪金加成倍數’，再加‘生活補助費基本數’。薪金加成的倍數和生活補助費，隨著物價上漲每季度作調整，所以‘實際薪金’也應該隨之不斷提高。

1946年3月，國民政府通知：生活補助費基本數為法幣5萬元，物價加成倍數為150倍。1946年12月，生活補助費基本數為法幣17萬元，物價加成1100倍。所以，底薪為600元的教授實領薪金83萬元法幣，可買23袋麵粉。可是到了1947年5月上旬，由於內戰軍費激增，國統區物價猛漲，這時雖然又進行了調整，‘物價加成倍數’是1800倍，生活補助費基本數增加到34萬，一個教授所領的薪金142萬元，不夠買10袋（440斤）麵粉，反而相當一個清潔工的水準。以後雖每隔一兩月調整一次薪金，但與物價上漲速度相比，還是望塵莫及。

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在記者招待會上抱怨：「教授們吃不飽，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談都是白費！」

1947年5月，北京大學學生首先喊出‘反饑餓反內戰’口號，同月20日，‘華北學生北平區反饑餓反內戰大遊行’爆發，遊行隊伍返回北大後，將紅樓北側的操場命名為「民主廣場」。

1947年9月，北大的教授宿舍‘每家窗前的存煤石欄裡大多空空如也，只有少數「節餘」，而且小心地灑上石灰防賊’。研究西域史的向達教授，為了購買冬天的三四噸煤，‘他說要在休假一年中到南京中央博物院去坐坐辦公室，多拿一份薪水，來供家裡還債過冬’。季羨林在回憶往事時說，在政治經濟完全崩潰的解放前夕，‘學術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學家鄭天挺先生稱之為「教授的教授」的陳寅恪先生’，‘到了冬天，他連買煤取暖的錢都沒有’。

1947年9月21日，胡適校長致電政府，說平津物價高昂，教員生活清苦，‘請求發給實物﹔如不能配給實物，請按實際物價，提高實物差額金標准’。1948年1月，國民政府公佈公教人員待遇調整辦法，可即便是教授的薪水也不夠買5袋麵粉。

駐華大使司徒雷登1947年9月下旬給馬歇爾的內部報告中稱：「到8月底，通貨比5月底膨脹了64%，比去年初膨脹了27%。1947年的頭5個月一直維持著這樣高的通貨膨脹率，從年初始，預算赤字與通貨膨脹幾乎同步上升，政府處境繼續惡化，行政上仍舊無能，這仍屬於基本趨勢。現在，中央政府猶如病入膏肓之人，衰弱不堪。」

1948年5月行憲選舉後，翁文灝出任行政院長，王雲五任財政部長，開始籌劃貨幣改革。7月29日，蔣中正在浙江莫干山召見翁文灝、外交部部長王世傑、王雲五等人，商討幣制改革案，以圖重整經濟，恢復國家的經濟秩序。8月19日，國民黨政府通過幣改方案，發行金圓券。

金圓券的發行初期，在沒收法令的威脅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民眾皆服從政令，將積蓄之金銀外幣兌換成金圓券。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試圖凍結物價，以法令強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價供應貨物，禁止抬價或囤積。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曾為國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頗受蔣中正賞識，此時也不得不向中央銀行移存現金外匯114萬美元。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不敢住在家裡， 幾乎每晚換個地方，後裝病住在虹橋療養院，‘警察局曾派人來行要周具結，非經批准，不准擅離上海’。

這些強硬的行政手段，雖然一時奏效，但卻非長久之計，國民政府中那些喝了洋墨水的經濟學家早就看出其中問題。後來，著名經濟學家蔣碩傑在口述自傳裡提到，當時隨蔣經國、熊式輝等在東北行轅視察的時候，政府官僚還用的是一套漢代桑弘羊的平准鹽鐵的法子恢復經濟，他當時感到觸目驚心。果然，上海物價並沒有因為蔣太子的雷霆手段而真正得到控制。

1948年9月幣制改革後，政府規定：文武公教人員之待遇，一律以金圓券支給。一個剛參加工作的知識青年，按照抗戰前標准領取40元月薪，這時得到金圓券40元，購買力相當於戰前的標准銀幣20元，實際收入比戰前降低一半。而照抗戰前標准領取600元薪水的教授、高級知識分子等，這時得月薪為金圓券122元，相當於戰前銀幣61元；實際收入為戰前標准的十分之一。

由於國民經濟沒有恢復，戰場局勢每況愈下，再加上蔣經國上海‘打老虎’行動不了了之，人民對政府殘存的最後一點信心也頃刻瓦解。物價剛剛穩定不久，便又急速上漲。

國民黨政府在1948年戰時的赤字，每月達數億元至數十億元，主要以發行鈔票填補。這年秋冬之際，軍事上的失敗和金融上的崩潰互為因果，通貨進一步膨脹。至1948年12月底，金圓券發行量增至81億元；至1949年4月時增至5萬億﹔至6月更增至130萬億﹔比10個月前初發行時增加24萬倍。金圓券鈔票面額不斷升高，最終出了面值100萬元的大鈔，但仍不足以應付交易之需，各式買賣經常要以大捆鈔票進行。

清華大學教授浦江清1948年12月16日記錄：「海甸、成府（注：即在今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之間及周圍地區，中關村一帶）交通如常。國軍撤、中共來，都無擾亂。商店漸開門，東西很貴。中共所用長城銀行的紙幣出現了。」

進入1949年，國民黨政權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隨時有覆滅的可能，由政府信用支撐的金圓券自然急速貶值。貶值速度已經不是早晚市價不同，而是按鐘點計算；機關職員領工資拿到金圓券後，馬上就換成銀元、美鈔或黃金，如果稍有延遲，即要蒙受貶值損失。搶購風潮一浪高過一浪，許多商店的店主、店員破天荒地說自己的商品質量不好，勸阻顧客別買，顧客哪管那麼多，見什麼買什麼。

1949年上半年，浙江大學教授夏承燾，也幾乎無日不為柴米油鹽而操心，他在日記中記載：‘1月4日，米價已至700元一石’、‘6日，午後買食物，費百餘元’、‘7日，過大街購一帽，金圓百元。物價猛漲驚人，午後過珠寶巷口，買金買銀洋者甚擁擠。金圓券，將成廢物矣’、‘9 日，午後與家人進城購日用衣物，費600元。物價一日數變，金圓券亟須脫手’、‘14日，剪髮付13元，前次僅3元’。

許多地區乾脆拒用金圓券，最後連軍隊也不要金圓券了，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電陳：「5月份發出薪餉金圓券，各部隊以市場拒收，均原封退還。」他請求財政部改發銀元，以免運送金圓券徒增機費負擔。

1949年4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圓券流通。國民政府逃往廣州後，仍繼續發行金圓券，但‘多數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數尚能通用之城市，其價值亦逐日慘跌，幾同廢紙’，甚至廣州，所有交易非港幣莫屬，金圓券則完全拒用。7月3日，廣州國民政府終於停發金圓券，發行僅10個月的金圓券就此收場。

國民政府撤至台灣以後，通貨膨脹的噩夢仍然延續了許多年，至1950年代中期，因為多項政策實施得當，政府與軍民上下一心，團結奮鬥，台灣的經濟、民生才漸趨穩定。

歷史影響：

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中國便陷入了惡性通貨膨脹，在1946年～1949年間達到高潮。政府因開戰而支出大為增加，但戰後的中國通脹仍在繼續；1947年國府甚至曾凍結工資，亦無果而終。當時的輿論稱：在百業蕭條的中國，唯一仍在全力開動的工業是鈔票印刷業。政府的威信，就在這忽視百姓飯碗的過程中逐漸丟失。

在劇烈的通貨膨脹下，國民黨政府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加以利息率奇高，民族工業正常的再生產受到破壞。後期，又受到美國商品大量傾銷的打擊和官僚資本的排擠，民族工業處於奄奄一息的境地，民族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矛盾日趨尖銳。

國民黨敗退台灣後，陳立夫曾經總結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日本投降以後，收復地區人民自然歡迎使用法幣，但財政當局宋部長（宋子文）竟規定200元偽幣換取1元法幣，以為這樣一來，就可用少數法幣把偽幣都收了回來，其實害了老百姓。有5000元偽幣的人只能換到25元法幣了，戰前，一個富有的人經過這場戰爭，他的財產貶值了幾百倍，這不是替共產黨鋪路嗎？我們已先替共產黨把人民都變成了無產階級。」

（資料來源，參考：維基百科、人民網、騰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