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2月12日，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頒告接受帝位，推翻共和，復辟帝制，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並下令廢除民國紀元，改1916年為「洪憲元年」，史稱「洪憲帝制」。

上海新聞界群情激昂，決定以筆為戈，對袁世凱進行口誅筆伐。於是，他們電邀在日本的邵飄萍火速歸國。邵飄萍接訊後火速回到上海，鞍馬未解，便揮動如椽巨筆，撰寫了時評《預吊登極》發於報端：「京電傳來，所謂皇帝者，不久又將登極。嗚呼！皇帝而果登極，則國家命運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極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時日，各處反對之聲勢，再接再厲。所謂登極者，安知非置諸極刑之讖語乎！記者是以預吊！」

從1915年底到1916年6月，短短半年時間內，邵飄萍共發表了反袁的社論三十六篇、時評一百三十四篇，為他贏得了新聞界「頭號角鬥士」的美譽。

1918年7月29日，《申報》發出邵飄萍撰寫的時評《段內閣前途黯淡》：「雖然政府中人必將以愚言為不可盡信，且或妄斥新聞記者之有意造謠，其罪誠不可逭。愚乃不得不以事實證明吾言之不謬。夫內閣之所以存在，其第一要素為政策，第二要素為閣員，猶生物之有精神與軀殼也。無軀殼則精神無所寄託，無精神則軀殼等於骷髏，二者不可偏廢。今之段內閣，政策既不能行，閣員又復渙散，其尚存者，僅為一二武人所把持不放，藉以行惡之名號而已。」

段祺瑞讀了這篇刺目剜心的文字，鼻子都氣歪了。

1918年10月，北大成立新聞研究會，蔡元培任會長，他禮聘邵飄萍為導師，中國新聞教育即由此發軔。每週兩小時的課，邵飄萍從未缺場。他講課中強調記者要「探究事實，不欺閱者」;「主持公道，不怕犧牲」;立場要堅守中立，必須做到「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於前，麋鹿興於左，而志不亂」。當時在北大聆聽邵飄萍講課的學生當中包括毛澤東、高君宇、羅章龍、譚平山、陳公博等。

1918年10月5日，邵飄萍辭去《申報》駐北京特派記者之職，與潘公弼聯袂，創辦了後來名動全國的《京報》，報館設在前門外三眼井38號。《京報》是一張對開四版的日報，較同時代其他報紙的特點是新聞多、評論多、副刊多，其創刊後很快就以消息靈通、內容豐富受到讀者的歡迎。

邵飄萍親任《京報》社長和主筆，他堅持“公平真確”的辦報理念和宗旨，在發刊詞《本報因何而出世乎》中表明：“必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之前，是即本報所為作也”。為激勵同人，他在編輯部懸掛了一幅自己手書的四字條幅：“鐵肩辣手”。

創刊不久，《京報》的銷量從最初的300多份，一躍上升到4000多份，成為京城的一家名報。

1919年五四運動時，邵飄萍出於愛國義憤，連續幾天在《京報》發表時評《勖我學生》、《外交失敗第一幕》、《速釋學生》，其揭露曹汝霖、章宗祥等賣國罪行的檄文觸怒了段祺瑞政府。8月22日，《京報》創刊不到一年，即被“安福系”北洋政府查封，邵飄萍遭到通緝，被迫再次流亡日本。

1920年下半年，段祺瑞政府倒台，邵飄萍回到北京，恢復《京報》，並將報館遷到魏染胡同30號。

邵飄萍的筆鋒讓一味迷信暴力的張作霖亂了手腳，他秘密匯款30萬元給邵飄萍，但邵飄萍立即退回，並繼續在報端不斷揭露張作霖，他對家人說：“張作霖用30萬買我，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

在邵飄萍的主持下，《京報》著重報導和評述政治新聞——北洋政府詭譎的政局和紛紜的戰事，講求新聞的時效性和真實性，立場客觀公正。他報導的典型案例有曹錕賄選大曝光，還有轟動一時的“金佛郎案”等。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眾在天安門前集會，抗議大沽口事件後八國使團對中國政府的最後通牒，強烈要求與政府首腦直接對話。會後，以萬名學生和市民為主體的遊行隊伍前往執政府東門和平請願。他們做夢都沒有料想到，重返政壇的段祺瑞竟命令衛隊殘酷鎮壓手無寸鐵的群眾，獸性大發的軍警除了開槍，還揮舞鐵棍、馬刀肆意逞兇。頃刻間，執政府門前腥風血雨，造成死四十七人、傷兩百餘人的驚世大慘案。

「三一八」慘案發生的當天，邵飄萍正在京報館內，得知消息，立即增派記者趕赴現場，他親自採訪有關方面權威人士，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翌日，《京報》刊載了長篇報道《國民擁護國權大流血──八國通牒之大反響》，全面揭露北洋政府公然屠殺愛國群眾的真相。

3月23日，各界民眾自發舉辦了一個異常隆重的追悼會，一方面悼念劉和珍、楊德群、魏士毅等四十七位死難者，一方面抗議這場民國以來最為殘暴的踐踏公理和人性的大屠殺。《京報》社長邵飄萍在會上的講話內容充滿了火力，彷彿是一把裝了消音器的狙擊槍，每一發子彈都能命中段祺瑞政府的要害。

1926年4月，張作霖部隊進入北京，接管了北京政府，將支持馮玉祥的國民第一軍、多次譴責張作霖親日賣國的邵飄萍列入黑名單，下令以「鼓吹赤化」罪名逮捕邵飄萍。

4月21日，邵飄萍因開罪於北洋政府，為防萬一，避禍於東交民巷內的六國飯店，京報館由夫人湯修慧處理日常事務。

4月24日，邵飄萍突然回到報館，悲劇因此發生了。

當日下午5時許，邵飄萍趁夜色乘車趕到報館；此時，京報館附近已經受到監視。一個小時後，邵飄萍處理好事務，又乘車準備返回東交民巷，行至魏染胡同南口，遭到偵緝隊的逮捕。就在他被押往警察廳時，京報館也被包圍搜查，最後偵緝隊聲稱搜出了馮玉祥聘請邵飄萍為軍事顧問的聘書、軍事電報密碼一本、以及他與馮玉祥的合影等，作為邵飄萍犯罪的物證。隨後，偵緝隊查封了報館。

第二天淩晨4時，湯修慧和家人獲悉邵飄萍被捕，立即告知北京新聞界和各方面人士，懇請緊急營救邵飄萍。

25日下午3時，北京新聞界召開會議商討營救邵飄萍的辦法，會議決定由新聞等各界13名代表組成小組與張學良交涉。

就在代表們會見張學良，邵飄萍的親友也在尋找其他的營救途徑時，4月26日1時，直奉聯軍總執法處草草提審邵飄萍，審問進行了兩個多小時，隨後判處邵飄萍死刑。當日5時許，邵飄萍即被綁赴天橋刑場槍斃。

邵飄萍遇難後，北洋軍閥不准家屬收屍，把遺體塞在“舍材”（為槍決者粗制的薄皮棺材）中埋在槍決現場。不久，其家人冒險尋到葬地，根據有關記載“開棺後看到飄萍屍體，子彈從後腦進入，向前面左頰部位穿出，成一個小三角形似的。頭髮蓬亂，血跡斑斑。他身穿華絲葛長衫，黑色紗馬褂，絲光襪，紅皮底黑色緞面鞋。”這時，名伶馬連良慨然以友人的身份出面，參與為邵飄萍收屍。他出錢請人在城外搭建了一個開喪的涼棚，接待前來弔喪的人們。

前來弔唁的人很多，開喪從上午7時開始，到下午3時還沒有結束。馬連良還拍攝了照片，為控訴北洋軍閥的暴行留下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其中一張是邵飄萍整容後的遺容，照片上，他飲彈犧牲後左眼下的彈洞清晰可見。

歷史影響：

邵飄萍最大的遺產是精神上的，他堅持真實客觀的自由主義新聞立場，獨立辦報，主持正義，並為此以身殉報，這種精神，一直鼓舞著後來的中國新聞工作者。

邵飄萍不僅是活躍在新聞一線的報人，在新聞理論上也有建樹。《實際應用新聞學》和《新聞學總論》是他留給後人的重要遺產，也是中國新聞史上較早的新聞學專著。

1923年9月，《實際應用新聞學》由北京京報館出版，此書又名《新聞材料採集法》，是中國人撰寫的第一本關於新聞採訪學的專著。此書是邵飄萍在北大新聞研究會授課時的講義，後又修改為平民大學新聞系的教材。顧維鈞稱此書為中國新聞學的“開山之初祖”。

（資料來源，參考：瞭望東方週刊、維基百科、時光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