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所派考察政治出使大臣的人選幾經變動，最初曾想派貝子載振、軍機大臣榮慶、戶部尚書張百熙和湖南巡撫端方，後因榮慶、張百熙不願去，改為軍機大臣瞿鴻機與戶部侍郎戴鴻慈。以後又因載振、瞿鴻禨公務在身，不能出洋，改派鎮國公載澤、軍機大臣徐世昌，不久又追加商部右丞紹英。

1905年9月24日，正值使團在北京正陽門車站上車準備出發時，遭革命黨人吳樾炸彈襲擊。紹英等受傷，徐世昌兼任巡警部尚書也走不了，又改派山東布政使尚其亨和順天府丞李盛鐸。

因此，最後真正出洋的五大臣是載澤、戴鴻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鐸，全部是高級別的一二品大員。

載澤，姓愛新覺羅，滿洲正黃旗人，是嘉慶皇帝第五子惠親王之孫，其妻與光緒皇后隆裕是姐妹，屬近支王公，宗室貴胄，故出洋後常被外國報紙稱為“親王殿下”。他是深得慈禧太后寵信的滿族親貴，出洋前任盛京守陵大臣，回國後不久就升任御前大臣、度支部尚書。戶部侍郎戴鴻慈與湖南巡撫端方都曾在慈禧西逃時護駕有功，獲慈禧賞識，剛出洋就分別被升為禮部尚書和閩浙總督，回國後端方更調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尚其亨是二品布政使，漢軍旗人，並與慈禧沾親。而李盛鐸原是慈禧寵臣榮祿之心腹，此時被任命為出使比利時大臣兼考察政治大臣。

五大臣出洋還選調了大批隨員，選拔標準是“必須擇其心地純正見識開通者，方足以分任其事”。隨員不僅人數眾多，而且級別較高、素質較好，不少人後來成為政壇和外交界的風雲人物。隨員中包括部分京官，如御史、內閣中書、翰林院編修，各部郎中、員外郎、主事等，還有地方官員，如道員、知府、知縣，海陸軍官如參將、都司，以及地方督撫派的隨員和留學生等，有些是精通外語和外國情況曾經留學歐美、日本的歸國留學生。其中包括民國時代當過內閣總理或部長、公使的熊希齡、陸宗輿、章宗祥、施肇基等人，還有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隨員們各有分工，分別擔任先遣聯絡、考察、翻譯、編撰等任務。五大臣出洋目標遠大，任務明確，調研細緻。

1905年12月07日，戴鴻慈、端方等人已經待命出發。鑒於上次出行的教訓，這次出發時，北京火車站採取了嚴密的保護措施，實行戒嚴，所謂閒雜人等一概不能入內。按照慣例，完成拜祭祖先儀式、求得祖宗庇佑之後，戴鴻慈、端方二位大臣由北京經天津至秦皇島，再換乘兵輪“海圻”號前往上海，搭乘至歐美國家的船隻，開始西行。此外還有隨行前往美國留學的八名學生，日後因在美國宣傳孔教而聲名遠揚的陳煥章也在這群留學生之列。12月19日，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的巨型郵輪“西伯利亞”號載著幾十名考察人員，也載著清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殷殷期望，收錨起航，向著日本駛去。善於觀察的戴鴻慈剛剛上船，就詳細地記錄下整個郵輪的構造和機關設置情況。

12月11日，載澤、李盛鐸、尚其亨等人也從北京出發，來到上海。次年1月14日，這批考察團成員搭乘法國輪船公司的“克利刀連”號，先到日本，再轉至歐洲等國家。一路上也是眾人擁簇，浩浩蕩蕩，同行的除了一干隨員之外，還有各省選派隨團出洋考察者六人以及留學生若干人。

儘管為了節省時間多參觀一些國家，出洋考察憲政團已經兵分兩路行進，但是相對而言，他們的行程還是很緊張的。因此隨行人員就各施所長，按照自己的領域去觀察他國不同的方面，以期用最短之時間取得最大之功效。自然，這次出國考察，憲政為首要之目標，因此，每到一國，對於議院的參觀和議會制度的考察必在計畫之中，由是形成一個慣例，也引發許多思考。在戴鴻慈等人看來，在這些實行憲政的國家中，執政黨和在野黨之間為了國家利益做出的溝通以及君主和議會之間的互動關係，讓他們耳目一新。

在考察憲政之餘，這些官員們也對日本和歐美社會的物質和文化事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此，在這為時半年的國外行程中，他們分別參觀了一些外國的社會部門和機構，廣泛地近距離觀察、瞭解了日本和歐美社會的不同側面，並且與中國的社會情況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比較。

在參觀餘暇，考察憲政的大臣們也在享受著難得的休閒時光。每當他們到大城市進行考察之餘，總是不忘前往所謂“優遊休息”之地放鬆一下：“每至都會繁盛之區，必有優遊休息之地，稍得閒暇，即往遊觀，輒忘車馬之勞，足益見聞之陋。”相形之下，中國這樣的“數千年文明舊域，迄今乃不若人”，難免讓這些大臣產生相形見絀之感。

1906年夏秋之際，經過近半年的海外考察，兩批出洋大臣先後回到中國。他們在梁啟超和楊度等人在東京事先寫好的有關實行憲政的文章的基礎上草擬了一份“考察憲政報告”，向清朝政府覆命，正式提出了實行君主立憲的主張，並且還指出“立憲利於君，利於民，不利於官”。此外，戴鴻慈、端方等人還根據從國外帶回來的關於憲政的資料，編寫出《歐美政治要義》一書，將歐美各國的政體或者相關的政治制度進行了簡略的介紹，“不僅對於改革政治和其他制度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而且也使慈禧和當權親貴對於世界大勢有所瞭解，憲政知識有所增長，有利於基本國策的確定”。

五大臣出洋收穫豐碩，效果顯著；1906年回國後，載澤等編輯了書籍67種146冊，並將其中30種分別撰寫了提要，進呈光緒和慈禧御覽，另將購回的400餘種外交書籍送交考察政治館備考。戴鴻慈、端方也帶回許多書籍、資料，並趕寫出介紹歐美各國政體制度的《歐美政治要義》供朝廷採擇，以後又編寫了介紹各國政治的源流和概況的《列國政要》133卷。這些書對清末新政和預備立憲的各項改革和制度建設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五大臣出洋所起的最重要作用，是推動了清政府預備立憲基本國策的確定。他們一回到北京就直奔頤和園覆命，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立即召見他們。在召見時，他們力陳“中國不立憲之害及立憲之利”，並一連上了好幾份奏摺，詳加闡述。其中最重要的是載澤的《奏請宣佈立憲密折》，為解除慈禧太后對立憲的思想顧慮，著重指出君主立憲有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為維護清王朝的統治開了一副包醫百病的藥方，令慈禧讀後頗為動容。

1906年8月25日，清廷命醇親王載灃和各軍機大臣、政務處大臣及北洋大臣袁世凱等共同閱看考察大臣的條陳各折並會議討論。這實際上是決定國策的重臣會議。會上多數人贊同立憲，少數人尚有保留。8月29日，慈禧太后與光緒帝召見諸大臣，決定預備立憲。三天之後，即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頒佈“仿行立憲”的上諭。

歷史影響：

對於五大臣出洋事件，英國《新達泰晤士報》、《摩寧普司報》、《紐加司絡報》等紛紛發表文章評述，德國的著名漢學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報》上寫道：“他們此次出洋是為了學習日本、美國和重要的歐洲國家的憲法、政治制度和經濟體系，特別是有著極大的可能，將西方的憲法、政治制度和經濟體系結合中國的情況移植到中國去。”《泰晤士報》評價說：“人民正奔走呼號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會到來的……今天的北京已經不是僅幾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中國能夠不激起任何騷動便廢除了建立那麼久的科舉制度，中國就能實現無論多麼激烈的變革。”

1908年8月，清廷又頒佈了《欽定憲法大綱》，準備立憲，命令各部共籌計畫。1911年5月8日，皇族內閣粉墨登場，結果令人大失所望，實際上也宣告了清朝政府立憲努力的失敗。

（資料來源，參考：百度百科、華人百科、光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