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8日，天氣有些陰冷，天空還飄著小雪花。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北京市黨部、中共北方區委、北京市委、北京總工會、北京學生總會、學生聯合會等團體，與80多所學校學生共約5000多人，由徐謙、顧孟餘、李大釗等公開或暗中主持，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的國民大會”，廣場北面臨時搭建的主席台上，懸掛著孫文先生的遺像和他撰寫的對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台前橫幅上寫著“北京各界堅決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示威大會”。

大會最後決議：「通電全國一致反對八國通牒，驅逐八國公使，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撤退外國軍艦，電告國民軍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而戰。」要求把八國公使趕出中國，並撕毀《辛丑和約》。

大會結束後，學生們舉行遊行示威，遊行隊伍由李大釗率領，按預定路線，從天安門出發，經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米市大街、東四牌樓，最後進入鐵獅子胡同（今張自忠路）東口，來到段祺瑞政府（今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門前廣場請願。示威群眾公推代表去向衛士長交涉，要求開門放隊伍進去，並請段祺瑞和國務總理出來見面。段祺瑞擔心局勢失控，命令執政府內的預伏軍警以武力驅散遊行隊伍，衛隊向學生開了槍。

霎時間，執政府門前，血肉橫飛，死者、傷者互相堆壓在一起，東轅門人疊人，有五六層，垛起了近兩尺多高的人牆。與此同時，有的衛隊還用刺刀、鐵棍砍殺、毆擊群眾。這場大屠殺持續了半個小時，當場傷兩百多人，死亡26人，後在城官醫院、協和醫院等處，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先後死亡21人，共死亡47人。

死者中，為人們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劉和珍、楊德群，李大釗和陳喬年也負傷。劉和珍的未婚夫方其道目睹愛人的屍體，出聲大哭卻被警察喝止。

次日，北京媒體的報道可謂血跡斑斑，各地輿論紛紛譴責國務院門口屠殺。天空飄起了大雪，掩蓋了執政府門前的斑斑血跡。北京城裡卻是氣氛緊張，各方都在開緊急會議。普里馬科夫和他的同伴去見了國民軍京畿首腦李鳴鐘，他們提議解除總統衛隊的武裝，剝奪總統的權力。當李鳴鐘吞吞吐吐表示自己無能為力，並不願介入此事時，蘇聯的軍事顧問們覺得是撤換警衛司令的時候了。於是，他們又去了李大釗家，見了前一天大會主席團的李大釗、徐謙、李石曾等人。蘇聯顧問做出決定，在國民軍撤出北京之前，“趕走段祺瑞，粉碎‘安福俱樂部’。為此，必須勸導馮玉祥，要他召回李鳴鐘，任命天津前線總指揮鹿鐘麟為警備司令”。蘇聯顧問的計劃被在場的人接受了。

段祺瑞執政府用嫁禍卸責的手法，反誣徐謙等人假借“共產學說”謀亂，下令通緝徐謙、李大釗、李煜瀛、顧兆雄、易培基等5人；朱家驊、蔣夢麟等幾十人也上了黑名單。張作霖派奉軍闖進北大、女師大、中俄大學及報館等，大肆查禁進步書刊，搜捕進步人士。

3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眾書》，號召“全國商人、學生、工人、農民、兵士，應急起聯合起來，不分黨派，一致奮鬥，發動一個比五卅運動更偉大的運動，以雪最後通牒之恥”。

迫於各方壓力，北京政府自知理屈，國務總理賈德耀引咎辭職。段祺瑞亦明令撫卹死者，醫治傷者。另外，國會通過了屠殺學生的“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賈德耀內閣向臨時執政段祺瑞引咎辭職（未准）。對各學校舉行的種種悼念活動，以及全市的“國民追悼大會”和各種報刊的廣泛而詳盡的報道，執政府也未敢加以阻攔。

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三•一八死難烈士追悼大會”。

4月9日，回京的鹿鐘麟派兵包圍了執政府和吉兆胡同段宅。第二天發布佈告，說段祺瑞“禍國殃民，無所不至”，驅逐了段祺瑞，恢復了曹錕自由，電請吳佩孚入京主持大局。

4月17日，奉軍佔領北京，奉軍進京後查封《京報》館和一批報刊。

4月20日，段祺瑞宣佈下野，帶著家眷和一批部屬再赴天津。

邵飄萍於4月26日清晨被秘密處決；張學良逮捕了共產黨員郭隆真、劉清揚，然後派奉軍闖進北大、女師大、中俄大學等，大肆查禁書刊，搜捕反對人士。

北京大學教授朱家驊、代校長蔣夢麟等遁入六國飯店再秘密離京。李大釗、徐謙、魯迅等人被迫轉移，國共兩黨的領導機關則遷入蘇聯使館。

歷史影響：

“三•一八”是為民國史上前所未有政府屠殺徒手學生和平民最大慘案。如今，慘案的鮮血似乎已經漸漸淡去，沒有資料可以探究段祺瑞後來對此事的想法。不管是誰下令開了槍，不管是不是激進的黨人們利用了青年的熱情，不管是不是蘇聯人在背後使力，有一關是邁不過去的，那便是慘案發生後，《清華週刊》刊發的周傳儒的質問：“縱令不為學生，而為暴徒，不為外交，而為內政，不為請願，而為襲擊，不為協作，而為破壞﹔以政府之威力，衛隊之眾多，阻之，驅之，捕之，何所不可？奈何對此數千赤手空拳之男女學生，竟下毒辣手段，索其性命，殘其肢體，使之血肉橫飛，親朋慘痛。”

《泰晤士報》稱這次事件是「獸性」的「驚人慘案」。魯迅稱這一天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中國知識分子和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報紙大篇幅地連續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慘案真相，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的暴行。

慘案發生後，京師地方檢查廳奉命調查此事，在對受害人、巡長、目擊者的周密調查之後，証明衛隊屠殺的事實。在4月3日致陸軍部的公函裡，京師地方檢察廳指出本次集會“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擊死傷多人”，已經有觸犯刑律的重大嫌疑。

即便如今看來，當時司法機關也享受一定的司法獨立，而且法官們勇氣可嘉：“惟事關軍人犯罪，依據陸軍審判條例第一條及陸軍刑事條例第一條，應歸軍事審判機關審理，除國務總理賈德耀等，被訴命令殺人部分，仍由本廳另案辦理外，相應抄錄本案全卷三宗，連同屍身照相死傷人名清單暨衛隊旅原送各物証，一併移送貴部，請即查明行兇人犯，依法審判，以肅法紀。”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在上海宏恩醫院辭世，他每天早晨默誦《金剛經》半小時，可有為那些慘死的學生超度過？

（資料來源，參考：人民網、維基百科、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