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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都之爭
時間
1926年09月09日 ~ 1927年02月21日
地點
武漢、南昌
相關人物
汪精衛、
蔣中正
、
張靜江
、
譚延闓
、
唐生智
、
宋慶齡
、
徐謙
、
陳友仁
、
孫科
、
宋子文
、
鮑羅廷
、
蔣作賓
、
柏文蔚
、
吳玉章
、
王法勤
、
陳公博
、徐桴
資料來源:必應搜索
背景
過程
期刊
專書
照片
其它
簡介:
「遷都之爭」是北伐時期,國民黨左派和蔣中正矛盾公開化的重要標誌。國民黨左派堅持遷都武漢,而蔣中正則主張暫駐南昌,雙方尖銳對立,最終蔣中正同意遷都武漢,爭執以國民黨左派的勝利而告一段落。
背景:
『首都』並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它是一個國家的政治中心,甚至也是每個國民心裡的中心,首都的穩定至關重要。所以「遷都」二字不是極特殊的情況,一般不會輕易提出的;然而在20世紀20年代,成立於廣州的國民政府,在20年的時間裡,竟然接連進行了數次遷都。
「中山艦事件」之後,時任廣州國民政府主席的汪精衛被迫下野、遠赴蘇聯。汪精衛離開之後,蔣中正如願以償,成為國民黨的黨、政、軍領袖。然而,表面看上去,蔣中正如日中天、大權在握,實際上,國民黨內部是暗流湧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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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過程:
1926年,在總司令蔣中正的率領下,北伐軍一路勢如破竹,連克汀泗橋、賀勝橋等軍事要地,兵鋒直指武昌。然而,武昌城還未被攻克的情況下,9月9日,蔣中正突然給遠在廣州的張靜江和譚延闓發去了緊急電報,要求遷都武昌。蔣中正說:「武昌為政治中心,務請政府常委委員先來主持一切,應付大局,否則遷延日久,政治恐受影響。請勿失機。」
當時的武昌是唐生智控制的勢力範圍,唐生智原本屬於北洋政府的‘湖南護憲軍’,1926年1月向廣州國民政府投誠,加入了北伐的隊伍。當時北伐各軍中,以唐生智的第8軍實力最為雄厚。
9月18日,蔣中正再電張、譚,聲稱:「中正離鄂以後,武漢政治恐不易辦,非由政府委員及中央委員先來數人,其權恐不能操之中央。」
蔣中正和唐生智當時正在鬧矛盾,蔣中正對唐生智掌握湖北不放心,因此企圖以黨和政府的力量控制唐生智。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國民政府的管轄區域日漸擴大,遷都時機似乎已經成熟,再加上國民政府從廣州遷至武漢的確有利於北伐戰事的指揮,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終於在1926年11月26日做出了遷都武昌的正式決定。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宋慶齡、國民政府司法部長徐謙、外交部長陳友仁、交通部長孫科、財政部長宋子文以及蘇聯顧問鮑羅廷分批趕往武昌。12月10日,孫科、徐謙、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宋慶齡、陳友仁、王法勤等人舉行談話會,決定接受鮑羅廷建議,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未遷到武昌之前,由部分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組成臨時聯席會議,執行最高職權,以徐謙為主席。
1926年12月13日,國民政府正式遷至武昌,並將武昌、漢陽、漢口三鎮合一,統稱為武漢。至此,遷都工作似乎一切順利。但是,當第二批出發的張靜江、譚延闓等人到達南昌,即將赴鄂之際,情況卻突然發生變化。
北伐取得初步勝利後,蔣中正為了達到以軍制黨、以軍制政的目的,更直接地將黨政權力控制於自己之下,便擅自改變國民黨中央遷都武漢的決定,企圖把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至總司令部所在地南昌。
1927年1月3日,蔣中正召集所謂‘中央政治會議’第6次臨時會議,聲稱為軍事與政治發展順利起見,決定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暫駐南昌,待3月1日在南昌召開二屆三中全會,決定駐在地後再行遷移。7日,又在‘中央政治會議’第7次臨時會議上決定,成立政治會議武漢分會;以宋慶齡、徐謙等13人為分會委員。這樣,就在實際上取消了臨時聯席會議「執行最高職權」的地位。
當時,正值武漢各界人民佔領英租界之後,對英交涉處於緊張階段,武漢的左派們認為:「因人民對政府之信用,時局日趨穩定,外交、軍事,財政均有希望。最近佔領英租界之舉,內順民心,外崇威信,尤須堅持到底。」
就在當天,陳友仁、宋慶齡、蔣作賓聯合致電蔣中正,先言武漢形勢,認為「苟非有軍事之急變,不宜變更決議,坐失時機」。
這樣,「遷都之爭」就發生了。
蔣中正出爾反爾,從提議遷都武漢轉而要求暫駐南昌,主要是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因為此時蔣介石的勢力在江西基本紮穩腳跟,如能將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遷至南昌,有利於其全面掌握軍政大權。
宋子文是1月3日‘中央政治會議’第6次臨時會議的參加者;會上,他從便於「籌款」的財政角度力主遷都武漢,不料,會議沒有經過充分討論就通過了蔣中正的意見。會下,宋子文對陳公博說:「如果國民政府不搬漢口,我再不給錢,看他們有什麼辦法!」
後來,當遷都之爭愈演愈烈,蔣中正固執己見的時候,宋子文果真「不給錢」了。當時,蔣中正手下掌握著幾十萬軍隊,每月約需費用1300萬元,沒有錢,鬧餉、譁變,什麼樣的事都可能發生。蔣中正無奈,只好派他的理財幹將徐桴赴武漢催領。
1月29日,徐桴到達武漢,當日密電蔣中正云:桴因在潯待船,至今早始抵漢,當見宋部長,商以後領款辦法。不料宋部長謂,現已辭職,不能負責。桴謂:軍費前經說定,每月現洋1000萬,庫券300萬,辭職如何,非桴所知,在未准以前,須照此發款。如有錯誤,軍心立渙,大局可危。彼又謂無論如何不能負責,只可收入若干,發給若干,不能照前定負責。經過再三面懇,彼又謂湖北財富之區,籌款本易,現政府在南昌,一人辦事不動。
這封電報具體地匯報了和宋子文的交涉過程,其中「湖北財富之區,籌款本易」等語,顯然是宋子文有意說給蔣中正聽的。「現政府在南昌,一人辦事不動」云云,更是暗示蔣中正,要解決軍費問題,必須遷都武漢。
2月3月,徐桴第2次會見宋子文,宋子文仍然不肯發款。當日,徐桴再次密電蔣中正,電稱:宋部長不發款顯係賭氣,故意刁難。然我軍命脈操在宋手,請總座迅電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圖良法,萬不可操之過急,致生重大影響。
所謂「賭氣」,即係賭遷都之爭的氣。看來,這封電報觸動了蔣中正,當時,蔣中正還沒有其他財源,軍費不能不要,因此,不得不和武漢左派妥協。
同日,蔣中正有一電致徐桴。4日,宋子文啟程赴贛。8日,蔣中正在南昌召開‘中央政治會議’第58次會議,決定將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至武昌。
9日,宋子文致電武漢左派,先言譚延闓等人數日內即可蒞鄂。
1927年2月21日,國民政府終於定都武漢。
就在此時,汪精衛竟然回到了國內,重新返回了權力中心。他和國民黨左派都認為蔣中正專制獨裁,軍權超過了黨權,所以,武漢方面的國民黨召開2屆3中全會,明確提出‘提高黨權’的運動來限制和削弱蔣中正的個人權力,蔣所擔任的國民黨中央常會主席職被免,只保留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實職。此舉也把蔣中正逼上絕路,他決定利用掌握的軍隊最後一搏。
1927年3月,國民革命軍攻克南京,4 月18 日,蔣中正的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開始在南京設立中央各政府部門,建立起完整的政府文官體制。不久,新一輪的「遷都之爭」再起,這一次,是以蔣中正與汪精衛為主角的「寧漢分裂」。
歷史影響:
「北伐」是現代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對中國歷史的走向影響深遠。
1928年,國民政府完成北伐,取代北洋政府成為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而南京也正式取代北京的首都地位。
1931年,國民政府制定的《訓政時期約法》第5條中明文規定:「中華民國國都定於南京」,將南京確立為法定首都。定都南京後,國民政府在南京市內建設大量官署建築,並籌畫中國第一個現代化都市計畫——首都計畫,將南京改造成中國最先進的城市。
(資料來源,參考:人民網、每日頭條、民國春秋、華夏經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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