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15日，楊森公佈《第9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通告》和《戰區各種服務團隊管理辦法》，這個辦法共五條，規定：凡在戰區範圍裡的一切團體，得一律向我戰區報到，領取護照，並逐月報告工作，工作地點若有移動，移動前須向戰區報告，到達新的工作地點，須向戰區所屬駐軍報到，並檢驗護照……凡未履行手續，領取護照者，一經查獲或舉發，即勒令停止一切活動。

1939年5月，27集團軍總部移到長壽街後，楊森和少將參謀長鄒陵決定迅速解決嘉義新四軍通訊處的問題：通知通訊處搬走；他們不走，派部隊解決。

6月8日，楊森叫上校副官處長唐宋元派人前往嘉義偵察通訊處的情況，唐宋元即派了一名副官去了嘉義，他回來報告說：通訊處駐嘉義街上約有30多人，有長短槍10餘枝。

在慘案發生前的四五天，楊森親自到長壽街召開有地方黨團、政府、軍隊參加的骨幹會議，楊森在會上親自動員，說：由於共產黨的原因，平江地區受了大災，到處燒殺，民不聊生，現在中央政府提出攘外先要安內，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共產黨不是真正的抗日，而是以留守為名，搞他們的根據地。要肅清‘共匪’，應先抓主腦，首先把留守處問題解決，大家想圖安寧，不知在座者諸位有沒有此雄才膽略……當時，不少在座者，咬破手指、滴血盟誓：“擁護楊總司令長官的決策！”

製造「平江慘案」行動的具體指揮是92軍軍長李仙洲，他指派特務營長何學植到嘉義具體執行。之前一天，楊森拿出一份由陳誠、薛岳轉來蔣中正給他的電報給何學植看，內容是說：“共產黨在平江嘉義暗中活動，阻擾抗戰，速將新四軍駐嘉義的黃耀南、涂正坤一一解決”。

楊森當即命何學植調特務營2連連長余啟佑率全連、調排長劉紀容率重機槍排，又從3連（手槍連，又叫偵察連）選調20名骨幹各配手槍1枝，由連長曾濟民和中尉偵察員張紹奇帶領，於6月11日借加速破壞公路為名趕到嘉義；並派另一個連同時趕到平江縣城，計畫12日下午3點，嘉義和縣城一齊動手，行動的暗號是‘把部隊帶回來’。

何學植到嘉義鎮後，借就地駐防為名，暗暗地將通訊處包圍，2連第1排駐嘉義上街，封鎖通訊處左邊；第2排分散在通訊處對面；第3排駐嘉義下街，封鎖通訊處的右邊，河對岸安排9挺機槍封鎖，20個打手改著便裝散在通訊處周圍。李仙洲本人在縣城直接指揮余啟佑連捕捉通訊處主任黃耀南。

1939年6月12日中午，新四軍通訊處的人員大都在睡午覺，涂正坤與幾位來訪的群眾正在商談。下午3時許，張紹奇急促地走進房間，很恭敬地通知要涂正坤參議到鄉公所去商量有關抗日事宜。涂正坤見日寇已陷武漢，抗戰是頭等大事，用不著猶豫和懷疑，顧不上休息，告辭了在坐的群眾，立即跟張紹奇走出通訊處大門，直奔鄉公所駐地。當他們走到秀記雜貨店約30多步遠的地方，張紹奇乾咳一聲，早已埋伏在右邊側巷的士兵孫家慧、馬傑、侯光榮、陳橋、蔣明啟、熊大發、楊文坤立即開了槍，涂正坤才知道中了埋伏，倒在血泊中身亡。

槍響後，張紹奇喊：“有匪啊！有匪啊！”隨著喊聲，早已埋伏在通訊處周圍的打手和士兵，一面派兵全街戒嚴，一面派一夥暴徒荷槍實彈衝進通訊處。通訊班長吳幹成請示羅梓銘（八路軍少校副官）「打不打？我們還有十多枝槍，乾脆拼了！」羅梓銘考慮到抗戰大局，加上敵眾我寡，說：「不要打，同他們說理鬥爭！」他的話音未落，匪徒們衝進來解除了通訊班的武裝，把人員集中到了通訊處的救亡室，接著進入內室，抓人劫物。

通訊處秘書吳淵挺身出來說：「你們要幹什麼？為什麼要搶殺抗日戰士，為什麼要破壞抗戰，我要去控告你們！」暴徒們將他捆綁起來，帶出大門，吳淵乘機高喊：「我要控告你們破壞團結抗戰的罪行！」不等喊完，他便被槍殺在通訊處門首左邊幾步遠的萬壽宮門口。

通訊處內，被扣押的有羅梓銘、曾金聲、吳賀泉、趙祿吟和6位工作人員。塗正坤的愛人朱引梅、通訊處主任黃耀南愛人通訊女宣傳幹事陳庭玉（徐敏）和羅梓銘愛人張美秀則在房東鄧選成保護下安全逃離。

當晚，暴徒秘密審訊羅梓銘、曾金聲、吳賀泉和趙祿吟，要他們供出共產黨組織成員名單，但沒有成功。深夜12點，暴徒將4人帶到虎形嶺上一口廢金井邊（黃金洞），將他們推入數丈深的淘金井裡，並向井下開了數槍，予以活埋。

13日清晨，何學植在嘉義召開了老百姓的訓話會，按照楊森的指示，說這件事是新四軍通訊處收留了國民黨的逃兵，因抓逃兵發生了衝突，叫老百姓不要驚慌，並馬上把余啟佑押起來回總部，以掩老百姓耳目。實際上，出嘉義不遠就放了余啟佑，他因此而立功，不久提升為少校。

慘案發生後，共產黨黨中央對國民黨當局提出了嚴重抗議和遣責，要求國民黨當局嚴懲肇事凶手，並將事件真相昭告天下，然而，此時正值國共鬥爭激烈，此事便不了了之。

歷史影響：

1939年7月7日，周恩來、葉劍英在重慶舉行了追悼平江通訊處遇害烈士大會。

193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舉行萬人公祭死難烈士大會，毛澤東作了《必須制裁反動派》的著名演說，中共中央的輓聯為：「在國難中惹起內訌，江河不洗古今憾；於身危時猶明大義，天地能知忠烈心」；延安各界人士萬餘人舉行了追悼大會。

「平江慘案」被害6人為涂正坤，平江嘉義人，中共江西省委副書記兼湘鄂贛特委書記；羅梓銘，瀏陽淳口人，擔任特委組織部長，對外職務是八路軍少校副官；吳淵，字亞魯，筆名耐苦生，江蘇如東人，新四軍駐嘉義通訊處任秘書主任，兼湘鄂贛特委秘書長；曾金聲，平江童市人，江西省委組織部長（江西省委派他駐嘉義通訊處協助工作）；吳賀泉，又名羅才，平江童市人，在通訊處負責財務工作；趙祿吟，女，又名趙瑩，岳陽黃秀橋人，中共湘鄂贛特委、新四軍駐平江通訊處婦女幹事兼機要員。

1963年，平江縣人民政府在虎形嶺修建公墓，羅梓銘、曾金聲、吳賀泉、趙祿吟被活埋的地方，建有漢白玉紀念碑一座。

（資料來源，參考：百度百科、互動百科、每日頭條、華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