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底，北京大學評議會第三次會議通過《北大研究所組織大綱提案》，決定改組原有的研究所，作為畢業生繼續研究專業學術之所，計畫設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國學和外國文學四門（實際只設有國學門）。

1922年1月14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宣告成立，招研究生作專題研究；所長由蔡元培兼任，顧孟餘任教務長，主任是章太炎、沈兼士，委員包括胡適、李大釗、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朱希祖、蔣夢麟、馬衡、陳垣、沈尹默等碩學、老師、健將，陣容不可謂不強大。

國內外一些大儒被聘為國學門導師，有鋼和泰、伊鳳閣、柯劭湣、夏曾佑、陳寅恪等。開始也聘了王國維，已經獲允，後來王退出。並按照國外高等研究機構的慣例，施行通信員制度，請世界知名的漢學家擔任，例如法國的伯希和，德國的衛禮賢，日本的田邊尚雄等。羅振玉也被邀請，但後來羅亦退出。

「國學門」的體制，從組織結構看，包括三室五會，‘三室’是登錄室、研究室和編輯室，‘五會’是歌謠研究會、明清史料整理會、考古學會、風俗調查會和方言研究會。就其工作性質與目標而論，乃一種‘兼具今日大學研究所與專門研究機構’這兩種性質的機構；從機構設置和人員組成可以看出，「國學門」是一個開放的重視與國外漢學界交流的研究機構，顯然這與蔡元培先生的思想和胸襟有關。

「國學門」成立後，高舉‘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大旗，借‘五四’新文化運動之聲威，迅速在學術界崛起，以致國內一些高校紛紛起而效之。1923年4月，東南大學國文系議決設立國學院，並制定了系統整理國學的計畫書。1925年底，廈門大學也開始籌建國學研究院，並於次年，在原「國學門」成員沈兼士、林語堂、周樹人、顧頡剛等人的加盟下，按照「國學門」的模式，制定了廈大國學院《研究院章程》和《辦事細則》，設立了考古學會和風俗調查會等機構。1928年1月正式成立的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不但主事者中顧頡剛、商承祚、容肇祖等多出自「國學門」，在組織體制上，其所設之考古、語言、歷史、民俗四學會，亦多仿「國學門」而來。

與此同時，高校也出現了另一類學術機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簡稱「國學院」；該院創建於1925年，至1929年6月停辦，先後延續四年。

1923年，「國學門」創辦「國學專刊」以發表研究所得，胡適執筆撰寫《發刊宣言》，首先對明末迄於民初三百年中古學研究的歷史給以檢討，肯定三百年來整理古書、發現古書、發現古物三方面所取得的成績，而缺點則是：（1）研究的範圍太窄；（2）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3）缺乏參考比較的資料。然後提出研究古學應該注意的問題，一是擴大研究範圍，二是注意系統的整理，三是博采參考比較的資料，特別對如何系統整理的問題作了詳盡闡釋。最後，以三個方向的期待作為治國學的互勉條件：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

胡適晚年的時候，回憶起這篇《〈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時，明確說，這是一篇‘主張以新的原則和方法來研究國學的宣言’，是‘新國學的研究大綱’。因此不妨說，上世紀20年代以北大國學門為代表的國學研究，應該屬於新國學的範疇，在當時的中國學術界發生極大的影響。

除了《國學季刊》之外，「國學門」於1925年出版《國學門週刊》，因經費和稿源都存在問題，1926年改成了《月刊》，但也只出版了一年的時間，1927年底，《國學門月刊》也停刊了，而且「國學門」也在這一年陷於停頓。

「國學門」雖也兼具研究生教育的某些功能，但基本著眼點則在學術研究本身，而非通過高層次的學歷教育來培養專業人才。「國學門」的整個運轉大多圍繞著入所人員的資格審核、研究專案的制定和組織實施、成果的審查和出版發佈等環節展開；至於研究生，主要是作為一種科研力量，通過專案備案、聯繫指導教師、發放獎學金和成果認定等環節，甚至不住校而在外以‘通訊研究’的方式，納入「國學門」整個研究工作程式之中。1925年6月，蔡元培在談到「國學門」三年多的工作時，強調的也是其在搜集、整理、發表研究成果方面的成就，稱‘若能廣籌經費，多延同志，來此共同研究，將來學術上的貢獻，一定可以增進’，並不涉及研究生培養之情況，可見其關注重心之所在。

「國學門」的影響似乎大於建樹，下屬各學會做的實在的事情比較多，真正具體的國學研究，反做得不盡如人意。到「國學門」從事研究的研究生，人數也並不很多，「國學門」對研究生的訓練，主要採取以研究專案管理為目標的方式；這種方式，在吸引校內外有關學術力量參與「國學門」的工作和研究方面，機制雖較靈活，但組織和管理都顯得比較鬆散，其所招收的研究生，不少因採取在校外進行‘通訊研究’的方式，最後能完成論文者並不多。據統計，1922～1927，六年之間，審查合格的研究生只有46人，但最後能提交論文的僅10人，成績為14種，只占了不到22%的比例。

歷史影響：

「國學門」的成立，中國治‘國故學’的人士才有通力合作的機構，它是中國現代最早建立並成功運作的人文學術研究機構，後來我國文史學的進步，北京大學實有開創風氣的功勞。「國學門」不但注重‘國故’，亦留心於‘考今’，欲在活材料裡找出民族生命之厄運與福祉的事蹟，它的全盛時期雖僅4、5年的時間，卻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跡。

北大「國學門」和清華「國學院」的不同研究風格，後來都被傅斯年主持的「中研院史語所」吸收；這不僅表現在其人員構成大多來自此兩大系統（「史語所」初建時歷史、語言和考古三大組主任陳寅格、趙元任和李濟均出自「國學院」，各組成員則多出於「國學門」），在新史料的發掘和研究方面，也都在相當程度上繼承了兩者的長處。應當說，這種現象，正是中國現代學術及其制度建設逐步走向成熟的標誌。

（資料來源，參考：維基百科、百度百科、北京大學、中華百科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