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25日晨，安徽督軍柏文蔚到南京，探詢當局對陳獨秀的處置態度；陳曾在柏文蔚手下當過秘書長。下午3時，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召軍法司長王震南「偕陳獨秀至軍部接見」，「半談話半訊問」。陳獨秀正式澄清，自己與湘贛、鄂豫皖的共產黨暴動毫無關係，還向何建議應該聯合蘇聯抗日。何應欽則正式表示，「陳等雖屬危害民國罪犯，但以其非現役軍人，且犯案地點又核與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七條前段規定不合」，所以軍法司無權管轄，於是命令軍法司長王震南，「備文將陳等轉解江蘇高等法院,公開審判」。有人拿出宣紙，請陳獨秀寫字，他當場題詞：「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還寫了一幅岳飛的《滿江紅》詩句：「莫等閒，白了少年頭。」

按規定，此案應由江蘇高等法院審理，但高等法院設在蘇州，如果將陳氏押往蘇州，恐怕會出問題，於是主辦此案的法檢官員經國民黨高層商討後敲定；蘇州高等法院庭長胡善稱被派往南京組織法庭並擔任主審法官，蘇州高等法院檢察處派檢察官朱儁到南京為公訴人。

10月26日上午10時，陳獨秀、彭述之由軍法司押解至江寧地方法院看守所，在候訊屋被允許與記者見面。陳獨秀帶著濃濃的安徽懷寧鄉音說：「在獄之人，我無所望，唯一要求，即望當局予以公開審判。」當記者問到是否要請律師時，陳獨秀說他沒有錢，「請不起律師」；還說這個案子「不是法律上手續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治上的問題」。

當陳獨秀表示自己無錢聘請律師辯護的消息傳出，民國大律師除章士釗仗義而出。此外，曾任民國司法總長、參與起草《臨時約法》的張耀曾，曾任大理寺丞、起草《大清刑律草案》的董康，曾任司法次長、朝陽大學校長的汪有齡，以及中國第一位法學女博士鄭毓秀等，都紛紛陳意自願為陳獨秀辯護。

10月28日上午9時半，第一次「庭審」陳獨秀、彭述之，至11時。

10月29日，國民黨南京特別市執委會決議：「呈請中央依法懲辦共犯陳獨秀等，不准保釋，並電全國一致主張」。同日，胡適在北大演講《陳獨秀與文學革命》，聲援並呼籲營救。另外，傅斯年等紛紛站出來為陳獨秀說話，羅家倫、段錫朋等都曾到獄中看望他，給予了他人性的溫暖。

11月3日，《世界日報》第三版報導：「章士釗受陳獨秀聘任 將赴京出庭代陳辯護」；早在辛亥革命前，章士釗就與陳獨秀相識，並曾共同創辦時政報刊，後因政見相異加之時局動蕩而分手。此刻章士釗毅然‘援手於不測之淵’，並與平京法律事務所吳之屏等共同擔任辯護律師。

1932年12月31日，陳獨秀一案10人（除去王曉春一人查無實據不予起訴外）被國民政府江蘇省高等法院檢察官朱儁提起公訴。

1933年2月20日，陳獨秀在獄中自撰了5000餘字的《辯訴狀》。

1933年4月14日早上9點35分，江蘇高等法院借江寧地方法院刑庭第一次公開審理陳獨秀等「危害民國」案，旁聽人數達一百有餘。公訴人朱儁宣讀起訴書，認定陳獨秀構成危害民國罪；審判長胡善稱問陳獨秀何以要打倒國民政府。陳答：“這是事實，不否認”，繼而批評國民黨政府，認為‘人民即有反抗此違背民主主義與無民權實質政府之義務’。

4月20日的開庭是此次審判的高潮，不僅旁聽席兩旁和記者席後面，就連法庭門外都站滿了人，總數200餘。10點20分，檢察官朱儁提起控告，指出：陳獨秀被共產黨開除是因自己傾向託派，並非完全脫離共產黨﹔在法律上，亦主張打倒國民政府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因此也是危害民國。

檢察官控告結束已是下午1點45分，陳獨秀旋即喊出：「有抗辯」，指出‘政府並非國家，反對國民政府不等於危害國家，如果反對政府就是叛國，那麼推翻清政府的孫文、黃興等人也是叛國’、‘余固無罪，罪在於維護工農大眾利益而開罪於國民黨而已。法院欲思對內對外保持司法獨立之精神，應即宣判余之無罪，並責令政府賠償余在押期間物質上精神上之損失’……他滔滔不絕、引經據典，引得旁聽席贊許聲不斷。

然後，由章士釗作為代理律師進行辯護；據《申報》1933年4月22日轉發國民黨中央社的通稿《陳彭案辯論終結》稱，章氏的辯護詞持續了53分鐘，他最後強調，陳獨秀的‘託派’主張與國民黨在‘清共’上正好形成「掎角之勢」，不僅不反國民黨，反而應該有功於國民黨。

此时却引得陳獨秀發聲否認，他不認為自己是反對共產黨的，且以為章的辯詞歪曲了自己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主張。章士釗發言後，陳獨秀特別聲明：「章律師之辯護，以其個人之觀察與批評，貢獻法院，全係其個人之意見，並未徵求本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張，不能以章律師之辯護為根據，應以本人之文件為根據」。

這才是陳獨秀的人格風範，當時即贏得旁聽席上的讚譽聲。正如李劼所說「站在國民政府法庭上的陳獨秀，充分展示出一位文化領袖的雄辯風采。既是一無所有的囚徒，又是富可敵國的精神鬥士」。

1933年4月26日，江蘇高等法院考慮到陳獨秀為刻苦深思之學者，動機上並無對自身權利之思考，行為上並無暴動之準備，‘尚可矜原’，判決書作出對「陳獨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各處有期徒刑13年，禠奪公權15年；王子平、何阿芳等幫助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各處有期徒刑5年，禠奪公權7年」的判決。陳獨秀當場表示上訴；經上訴，最高法院最終將原判陳獨秀褫奪公權部分撤銷，改判8年有期徒刑。至此，轟動全國的陳獨秀「危害民國案」告一段落。

事後，國民黨以‘不得為共黨張目’為理由，禁止各報登載陳獨秀和章士釗的辯護狀。章士釗回到上海後，將檢察官的起訴書、陳獨秀的辯護狀、自己的辯護狀、南京《中央日報》論文《答陳獨秀及章士釗》、《章士釗律師答中央日報》和《江蘇高等法院判決書》匯集成冊，定名為《陳案書狀匯錄》，交給與陳獨秀有密切關係的上海亞東圖書館印了一千冊， 分送有關人士。不僅取得了社會輿論的廣泛同情，而且當即被上海滬江大學、東吳大學法學院選為教材，流傳於高等學府。

歷史影響：

1934年7月至1937年8月，陳獨秀在江蘇第一監獄（老虎橋監獄）服刑，國民黨當局為之修繕了優待室。雄心不減的他大量閱讀古今中外書籍，潛心研究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孔子、道家學說，以高度的理性精神和科學態度，在獄中進行了巨大的理論創造和寫作，除了《孔子與中國》、《老子考略》、《實庵自傳》兩章等外，還有音韻類《中國古代語音有復聲母說》、《連語類編》、《荀子韻表及考釋》、《屈宋韻表及考釋》、《晉呂靜韻集目》、《廣韻冬鍾江中元古韻考》、《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文字學方面《干支為字母說》、《實庵字說》、《識字初階》、《甲戌隨筆》、《右旁之聲分部計劃》等，這些著述，多方位地思考中國文字的起源和演變。他還寫出了大量的政論文，大部分在當時最高品位的學術刊物《東方雜誌》及其創辦並主編的內部刊物《火花》、《校內生活》上發表。

1937年8月23日，因為抗日戰爭爆發，坐了4年10個月零9天的牢，陳獨秀被「減刑」提前獲釋，由胡適、張伯苓（南開大學校長）具名保釋。出獄以後，他拒絕出任勞動部長，拒絕蔣中正出錢讓他組織‘新共黨’，拒絕胡適的邀請去美國，拒絕譚平山要他出面組織第三黨的建議，同時也拒絕去延安，他深情地說李大釗死了，他的兒子延年也死了，黨裡沒有他信任的人。

1938年，他與妻子潘蘭珍一起選擇了入川，1942年在貧病交加中死去。

（資料來源，參考：人民網、歷史回廊、阿波羅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