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過程：

一、新青年雜誌與文學革命的開端

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誌》（自第二卷改成《新青年（La Jeunesse）》，此後普遍以《新青年》作為該雜誌的總稱），強烈歌頌法國在人權思想、社會主義的進步，視其為文明和革命的典範。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聘請陳獨秀其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總部也遷往北京。1月1日的2卷5號，發表時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候選人胡適的《文學改良謅議》。5月出版的3卷3號上，又發表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一文，引起青年讀者的迴響，吹起「文學革命」的號角。然而到8月份的第3卷6號出版之後，因發行不足，暫時停刊。

二、新文化運動的訴求與開展

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復刊，第4卷1號起文字編排使用現代標點符號，編輯部由原本的陳獨秀一人，增加了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胡適，後來高一涵、周樹人（魯迅）、周作人、李大釗也加入。4卷5號刊載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並開始完全使用白話文，拉開中國現代白話文學序幕。

除了以普及白話文為目標，《新青年》以民主和科學為基本口號，即所謂擁護「德先生」（指「民主」Democracy）和「賽先生」（指「科學」Science）。陳獨秀宣告：「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為此，「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並在該刊物上大量發表抨擊尊孔復古思想的文章。

這一時期中國的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們也紛紛在該刊物上發表文章，如胡適、魯迅、錢玄同、李大釗、周作人、吳虞等。這些撰稿人普遍接受了西方民主和科學的思想，使之成為新文化運動前期的指導思想。《新青年》雜誌和北京大學也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

三、各方響應與學生運動

1918年3月，張東蓀創辦研究系喉舌《時事新報》副刊《學燈》，與北京《晨報》副刊「第七版」、《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以及晚些時候的《京報》副刊並稱新思潮四大副刊。

1918年5月，留日學生因反對中日軍事協定，遭受日本員警毆辱，約三千人輟學返國，組織救國團，刊行《救國日報》。5月21日，北京學生二千餘人，起而回應，向政府請願，要求廢除此一協定，呼籲開國民大會，抵制日貨，這是學生運動的開始。

1918年12月23日，陳獨秀、李大釗共同創辦《每週評論》，分國內、國外大事述評、社論、隨感錄、國內勞動狀況等欄，批評時事問題。對外嚴責強國控制，對內反對軍閥肆虐，影響力量之大更甚《新青年》。

四、高峰與轉捩點

1919年1月，北京大學學生籌組「新潮社」和「國民雜誌社」，出版《新潮》、《國民》月刊。《新潮》的風格與《新青年》同。第一期出版後，一個月內，三次重印，銷數達一萬冊，與《新青年》同為最風行的刊物。《國民》仍用文言，富有濃熾的反日精神，對新舊思想主張調和。後來「五四示威」的領導人，多為《新潮》、《國民》的主幹。

1919年五月，五四運動爆發，全國訴求「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同時，將新文化的思想推向高峰，也逐漸發展成了兩種方向。一部分如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僵住點放在科學和民主精神，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基礎，逐漸離開文化，走上了政治改革的道路。另一部分如胡適等人，則秉持「全盤西化」的自由主義，繼續在學術思想與教育上改革。

歷史影響：

新文化運動主張的民主和科學確實是當時中國社會需要的觀念，可惜並無法將根深蒂固的專制極權觀念拔除。然而各種思潮的衝擊以及勇於表達的態度，對於往後的社會觀念產生相當影響。中國共產黨就讚揚新文化運動全面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使中國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知識分子們開始投身更多的政治活動，其中所宣揚的社會主義思想，更成為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根基。

新文化運動本身的矛盾在於，主要成員都認為必需用現代西方文化替代中國傳統文化，但彼此對西方文化和中國現實卻各有理解，自由主義者和左翼激進份子的組合無法長期平衡，最終分解成各種意識形態。

在教育上，白話文因此逐漸取得主流地位，1920年1月12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宣布廢止文言教科書，規定到1922年年底，文言教科書全部作廢。這是廢止文言、採用白話國語的第一個法令。社會風氣也因西方觀念影響，對傳統家庭、婚姻和習俗以及婦女的地位都有新的認知和更多的自由空間。